冀北的冬天，即使不下雪，空气中也带着干燥阴冷。
这是冀北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普通到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地方，青石小街，纵横交叉方方正正。县城唯一算的上豪华的就是医学院了。医学院有一座五层的大楼，鹤立鸡群般耸立在附近的矮墙低舍里面。
县城附近的青年社员都渴望能加入。七十年代，农村的赤脚医生还很普遍，医学院有一名很有名气的教授，负责培训四里八乡的赤脚医生。
县城有四条井子形街道，那时偏远山区的物质还很贫瘠，除了几家合作社，四五家卖副食小吃的，就空荡荡地。
冀北农村交通不便，隔三岔五，就有山民进城挑盐。这些山民起早摸黑起身，背一点家里产的土特产，走五六个小时，快吃晌午饭时才到县城。卖了土特产，给家里置办些用品。顾不上歇息，立即从合作社挑一百斤盐晃悠悠往回走，一百斤挑回去，可以从村里供销社领二元钱。
七十年代初期，二元钱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尽管一来一回要走十多个小时，还要挑着一百斤担子，山民还是踊跃参与。山民带来的土特产大部分都是卖给了医学院，因为这里也只有医学院的人能买得起。
七十年代曾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进城挑盐的乡民突发疾病，当晚无法赶回，因为常和医学院的人打交道，就被安排住在医学院。可是，谁也没想到，那个乡民回去后就疯了，家里把人送到医学院，不依不饶。医学院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还向省里的专家请教。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治好病。那山民家里干脆也不管了，医学院只得让他在大楼里住下去。
这件事一度是县城的大新闻，轰动一时，人们纷纷传言说医学院有邪。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渐渐忘记了，医学院南面新建起一座楼，山民进城渐渐骑飞鸽牌自行车的多起来，县政府在井子街的中心建了一个公园。
距离县城最近有一个叫王庄的村子，村子不大，上千户人，村里有一个叫黑娃的赤脚医生，年纪轻轻却是附近十里八乡最有名气的。王庄离县城尽，有些脑壳灵活的村民就偷偷地在自家自留地上种些蔬菜瓜果，拿到城里去卖。这时还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生活很贫苦，那些脑壳灵活的村民偷偷倒卖果菜，不少人都尝到了甜头。
生产队长黑娃看在眼中，心中隐隐有些担忧。他们组搞得最厉害。这一天黑娃正在家里翻晒中药材，他是队长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算是全脱产，不用下地干活。
中午时，黑娃正在翻晒药材，忽然县里有人捎话叫他去县里开会。
这时候正是除冬时候，按惯例每年冬闲都要搞农田基建，树三年红旗，今年不知道要搞什么。黑娃一面想，一面收了药材，锁上门。骑上自己那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直奔梯田地，跟妻子兰香打声招呼，慢悠悠向县城骑去。这辆飞鸽车是县里奖给他的，十里八乡，是最阔气的一辆。
王庄到县城只有十来里路，不到半小时，黑娃就到了县城。县城很清闲，麻花铺子里，田老成的闺女田玲玲用羡慕地目光望着黑娃那崭新的自行车，对她爹说:“爹，我也要辆自行车。”田老成瞪了闺女一眼，粗声粗气地说:“女孩子家，要什么自行车，那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迟早要出事……。”田玲玲委屈地看了她爹一眼，转身进里屋去了。
黑娃把自行车在麻花铺子门口停下，走进去说:“掌柜的，来十根麻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角的纸币。
田老成见有生意，乐得裂开嘴，他自然认得这个远近闻名的精明人。黑娃每回来县城开会，都会买点麻花糖果之类的食品送给县里的干部，县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对黑娃印象不错，据说县里已经有人提议提拔黑娃当干部。对祖辈世代都是农民的山民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
里屋的门帘响了一下，田老成的闺女田玲玲从门帘里偷偷看黑娃。
田老成心中一阵说不出的滋味，当年黑娃和女儿处得不错，有那个意思，那时黑娃还未当赤脚医生。田老成嫌他家穷，没有答应。世事难料，想不到短短几年，黑娃不但成了赤脚医生，还有可能成为干部。
黑娃也向里屋看了一眼，没看见田玲玲，想了想，走出去从自行车后座驼着的包里拿出一捆青菜放在屋里。田老成楞楞地望着黑娃骑着自行车离开，好久没有说话。
因为农闲，街道上稀稀落落有一些各村的闲汉二流子在闲逛。县城的大喇叭放着雄赳赳气昂昂地革命歌曲。黑娃骑车走过去，几个懒汉二流子冲着黑娃喊:“贺干部，开会呀。”
黑娃礼貌地停下车，从口袋里掏出羊存烟，给每人发了一支，那几个闲汉二流子都欢喜不尽。黑娃是精明人，他知道这些闲汉二流子都是各村派到县里打听政策消息的，这些人干活出工不出力，但搞起门子来却很有一套。
黑娃也点了一根烟，蹲在墙角吞云吐雾了一会，问:“有啥情况没？”
大东村的闲汉来宝贪婪地把最后一口烟吞下肚，长出了一口气，说:“贺干部……嘿嘿，哥几个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