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是1994年元旦，一位名叫李春波的青年歌手创作的歌曲《呼儿嘿呦》。时至今日，依旧是脍炙人口的小曲儿和手机铃声。是的，这首歌无疑反应了一个大时代，一个知识青年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即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然而70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纷纷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甚至“我是独生子女”、“父母病危身边无人”、“老子是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或正经或奇葩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70年代后期，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知青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于是，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并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留在农村及边疆的知青依旧有数十万人。
王汉喜便是留下来的之一。
而他的“落户”原因却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因为他的老家在山东菏泽最穷的地方，甚至还不如他所留在的四川省巫山县，所以他决定在“条件更好的地方”发展。
当地政府也由衷地感谢这位来自山东的高材生，并为他安排了一份政府工作--计生委主任。
那时的公务员，可不像现在这样吃香，尤其是计生委。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从70年代便开始开展，可是却并不顺利，尤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
王汉喜起初还认为自己这生物学毕业的大专生当个计生委主任屈才了，可随着工作的进展才发现，原来管理计划生育可不只是口号宣传那么简单，更需要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
夜里，在昏黄的十六瓦电灯光下，王汉喜，以及同被委任到计生委的湖南知青姚丽，还有从县政府找来帮忙的会计李秀华，三人正赶着统计出生人口数据。
三人忙得焦头烂额，王汉喜更是时不时举着大茶缸子咕咚咕咚灌水。那时的数据全部都是在粗面糙纸的统计本上一笔一划的写出来的，并不像现在用计算机办公软件那么快捷。或许当时的三人之中，也就王汉喜晓得计算机是个什么东西，却也不能说出个大概。毕竟，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在上海提出：“计算机必须要普及！而且必须要先从娃娃开始抓起......”
“哎？你们看这个乡，我的个天，这新生儿怎么这么多撒？”
姚丽同志一边扇呼着报纸缓解自己的急躁心情，一边惊奇地说道。
王汉喜似乎对这位与自己一起共处3年的“老同志”的大惊小怪习以为常，同样是25岁的年纪，这位大姐还像个孩子似的。
“怎么了？我看看。”
王汉喜凑过去一瞧，也是一愣，这个“建平乡”的新生儿比例确实有些高了，而可以明显看出数据增长地飞快。
王汉喜笑着说：“会不会是革命结束了，大家也不武斗了，觉得没什么事情做，就天天趴在家里造小人了。”
此话一出，两位女同志都被王汉喜给逗乐了，笑得前仰后合。
“玩笑归玩笑，不过如此一来，也不知道那边的医疗条件如何？如此多的新生儿，当地的医院诊所肯定压力不小啊！”同为医护专业的姚丽同志忧心道。
这时，一旁的李秀华大声地道：“哪有什么医院！有个诊所和几个赤脚医生就不错咧！不过，那里可是有位很有名的端公，而且他们的村子可是远近有名的早产村呢！”
王汉喜疑惑地问道：“什么公？”
姚丽回答他说：“是端公，端正的端，也就是一些个神汉神婆。”
王汉喜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早产村又是什么意思？”
李秀华似乎正满心期待着王汉喜同志会这么问，干脆放下手头的活，故作神秘地说：“我说的这些可是真话的！你们可不要说我是在胡编......”
原来，建平乡的墓坪村，在巫山县都是出了名的“早产村”。早产村，顾名思义，那边的娃娃普遍早产，而且早得令人吃惊。从医学上讲，一般妊娠满28周至不足37周间分娩者，都可被定义为早产。而一些国外医疗机构则将早产定义时间上限提前到妊娠20周。可是，“早产村”的孕妇妊娠却只有短短的100天！而且更骇人的是，都是整100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无论一胎还是二胎，无论年龄大小......
“怎么可能！”姚丽瞪大眼睛道。
王汉喜附和着说：“对啊！都是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嘛！10个月，最起码要300天，怎么可能妊chen100天呢？”
姚丽回头瞪了王汉喜一眼：“王汉喜同志，那个字念shen，妊娠。亏你还是大专生呢！”
李秀华被这小两口的一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