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臣藤原忠通。
还未等藤原氏发作，平忠盛便向掌政的白河法皇呈上宋商进献的礼物。
这位白河法皇也是位人物，他任天皇时利用关东、关西武士团抗衡摄关家的势力，为了彻底摆脱摄关家的控制，白河天皇让位给年仅八岁的儿子善任亲王（即堀河天皇），在其居所白河院设立“院厅”，以“上皇”的身份继续掌管朝政——院厅的官员称为“院司”，多由上皇的亲信担任，院厅发出的文书称为“院厅下文”，上皇的指令称为“院宣”。
这种太上皇主政的模式，被称为“院政”，白河上皇的举措使天皇朝廷从“摄关时代”步入了“院政时代”。
没想到，这位白河上皇设立院政后，便当了堀河天皇、鸟羽天皇和崇德天皇三代的“太上皇”，乾纲独断四十三年，自称“治天之君”。因为崇信佛教，他退居上皇不久后就出家做了僧侣，因此又称为“法皇”，而朝政仍然掌握在这位白河院太上法皇的手中。
名可秀早就命人搜集这位白河法皇的喜好习惯，李允这次进献的礼物便是投其所好——十部金箔雕刻的净土宗佛经、一件金缕云锦袈裟。
这件金缕袈裟尤为珍罕，李允跟随平忠盛入宫献礼时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我大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的绣作，当世誉称“朱缂”，在大宋也是罕有的珍品，缂丝用的金丝是九九的赤金抽丝。袈裟上金色的梵文若隐若现，金线丝缕匀称，梵文立体显耀，仿似雕刻镶嵌的一般。
白河法皇爱不释手，对宋商诚心献宝很是满意，对平忠盛的忠诚也很满意，之后，“院厅下文”，允许九州国司拥有对宋商船的贸易权。
日本所谓的“国”相当于中国的郡，一国的最高长官是守、次官为介，摄关家藤原氏持政时期，地方上大半官职都落入藤原家，白河皇为削弱摄关家势力，便推行“知行国”制度——朝廷在一定时期内将一国的行政权交给亲信的皇族、大贵族和武士首领，并将这些属国的租税封赏给他们。这些大贵族和武士首领便派儿子、亲戚或重要家臣前往封国担任“国司”，与摄关家任命的地方长官分庭抗礼。
九州岛上共有九个属国，其中五国实行了知行国制度，包括博多所在的筑前国，筑前国司正是平忠盛的弟弟平贞正。
自此以后，大宋的商船便绕过摄政家掌持下的大宰府，和九州国司以及庄园主进行贸易。
为了吸引宋商直接泊靠自己领内，除了拥有筑前国外，日向、大隅、萨摩三国国司都在领国内修建了方便宋船泊靠的简易码头，东端最内海的丰前国不占地利之便，那位国司索性下调关税，比照大宋的“十抽一”税，吸引宋商前往，又体贴地考虑到宋船的船体大吃水深，遂派内海小船免费转运货物，吸引不少宋商前往；沿海那些庄园主也不甘落后，纷纷在领界内寻找泊靠点地段……九州的宋日海贸从地下转为公开，迅速热腾起来。
大宋海商干劲十足，一是为了巨大的利润，二是枢密院和市舶司双重奖励开辟新航路者，这使得海商无法满足现有成果，有实力、有能力的海商都在积极寻找新航路和新贸易区——日本的海岸线是如此之长，远远不止一个博多和九州。
原本就处在海峡交通要道的对马国和壹岐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登临，和来自高丽的商人互相交易。
而本州岛的海贸也在但马、丹后、若狭、越前四国繁盛起来，尤其是建在若狭湾的小滨港，来自大宋的商货只需一日便可从港口运到日本京都，成为日本西海岸最大、最繁盛的海港。
在远离京都的关东地区，也逐渐有了大宋海船的帆影。
宋日海贸的蓬勃发展也缘于庄园主的热情配合，因为庄园拥有不纳税的便利，再加上海贸的丰厚利润足以让任何人冒险，于是地方贵族不顾朝廷的限庄令，争相在领地上修建近海庄园，以便直接和宋商交易，享受大宋奢侈品的“直易价”，比起从本国商铺购买当然便宜四五倍，谁不动心？
宋日贸易便在双方都很积极热情的推动下，迅猛地发展起来，大宋商品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奢侈品市场，整个上流阶层的服饰、器用、熏香等等，无不是海贸的舶来品，就连公卿贵族家的婢女都是非苏越丝绸不穿；同时，民间也大量使用着舶来的陶器、瓷器、漆器等等，这些器物的质地比日本产的更优，而价格却高出不多，很受中等之家欢迎，在这些器皿的底部都印着大宋制造字样，如“大宋建陶”“大宋明陶”“大宋吉窑”“大宋景德窑”“大宋瑞州漆”……这些方印款都渐渐为日本百姓熟悉。
但伴随着海贸兴盛，随之而来的就是海盗猖獗。
这些海盗多数是日本的破产武士、郎党（低级武士）和贫困无地的农民，聚伙为海寇，驾船上岸抢掠商货，突袭来又呼啸去，那些国司和地方官员平日只知奢侈玩乐，兵备松弛，所谓的武士精锐都掌握在源氏和平氏麾下，统共不超过三五千之数，导致沿海一伙几十人的海寇就能搅得属国不得安宁。
由于先后发生数起海盗上岸抢掠宋商事件，南廷派出使臣谴责平安京，要求赔偿宋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