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州刺史李听实施，以五炉铸钱，每炉每月30万即300贯，一年可铸成3600贯，五炉每年达18000贯，诸处所记基本一致。此举扭转了河东道新收易定后，以铁锡钱供给军用的萧条局面，也是藩镇以工助军的典型例证。到元和十五年（820），唐政府敕令收回民间铜器命诸道军人熔铸充军费，“仍令本处军人熔铸……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40]从此诸道藩镇以工助费、以铸养军之举措成为藩镇军费的来源之一，诸道以采铸供军的行为由违敕到敕准，显示了藩镇供军的又一变化。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人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41]泽潞一镇为筹措军费推行了熬盐、货铜铁、榷马牧、榷商旅等多项措施，也说明诸道藩镇筹措军费之措施已远远超出采铜铸钱、埏埴陶冶之范围。
诸道军府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过参与商贸交易、经营陶冶铸钱等方式筹集军费之情况，但诸道军府的实际成效却差距很大。据《夏侯昇墓志》记：徐州军府通过窜名军籍、贸迁有无、收管榷酤、插手制陶冶炼等方式，二纪之间（20年）获利五百万余贯，每年可达到25万贯。其绩效因为没有相应的文献作对比，无从评判，但据其他军府的记载来看，徐州夏侯昇的业绩是比较突出的，如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42]泽潞筹措军费的办法与徐州相似，但每岁十万缗的收入，远不及徐州夏侯昇每年25万贯之业绩。又如泾原节度使杨元卿政迹突出，据出土《杨元卿墓志》记：“用省度支经费，岁十五万。”[43]每岁15万贯之业绩也没有超过徐州夏侯昇。甚至禁军的以商供军业绩也无法超过徐州，如《唐贾温墓志》记：“护军中尉开府马公，当权左校之日，荐公以能默纪群货，心计百利。俾之总双廛贾贸，未几裨军食十五万贯，酬以衙前正将。”[44]志主卒于大和八年，大和之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的马姓宦者，当指马存亮。马存亮任左神策军中尉在元和十三年（818）到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之间。[45]马存亮委任贾温专知两市回易，两市应指长安东市、西市，每年以15万贯营利充禁军军费，贾温也因此转任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但专知长安两市回易的贾温每年获利仅l5万贯，较徐州夏侯昇之每年25万贯也逊色不少。
三、从《夏侯昇墓志》看藩镇将士出界作战的供馈问题
据《夏侯昇墓志》记：“元和末，郓人不率，皇帝震怒，诏天下兵讨除。我军首出，全师深入贼界，支度供军，转输未继。公凿空供应，变化如神，奔千轮，走万蹄，逾出渡水，晦明不息。千金日贵，不乏斯须，赏设既丰，每战辄胜，贼徒歼殄，寰宇肃清，公之力也。”
此事发生在志主夏侯昇由右神策军先锋兵马使转任陈州长史后，陈州当时隶属于陈许节度使（忠武军）。所言元和末年伐郓之事即讨伐淄青李师道之役，检《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十三年（818）七月条：“诏削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分路进讨o”而实际参加此次讨伐的不仅有五镇军队，还有淮南道、忠武军等也参加讨伐。[46]据《旧唐书·李师道传》记：“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濮阳县界破贼，收斗门城、杜庄栅，”[47]与《夏侯昇墓志》所言“我军（忠武军）首出，全师深入贼界”之记载基本相符。而《夏侯昇墓志》记载此次战役中有“支度供军，转输未继”的情况，涉及到唐代中后期藩镇军队出界作战的军需供馈问题，有必要再作申述。
中唐以后，唐朝供军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前期中央的统筹统支之法难以维持，改为军费由中央、藩镇、州府分级供给。在此体制下，诸道军队只有在唐政府征调出界时，才由度支供给出界粮，平日由本道于留使、留州钱内方圆自筹，史载：“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48]此次战役由中央政府征调数道军队讨击淄青李师道，故诸道行营军费应由唐政府供给，按照一般惯例，唐朝要专门委派粮料使，此次诸道出兵讨伐由谁任粮料使《夏侯昇墓志》未记。检《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记：“元和十三年七月，上藉钱谷吏以集财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可知王遂充任的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正是负责此役的军粮供给。而《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记王遂在元和十四年三月罢兵时任职为“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二说稍有差异，是否王遂由粮料使转任供军使，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不管王遂是诸军行营粮料使，还是诸军行营供军使，他的职责都是负责供给四面行营诸军出界粮。
虽然唐朝设有专门供军机构负责军饷供应，仍然出现了前线供馈不继的情况。据唐人裴镨撰《唐韦应墓志铭》：“元和末，天兵临东平，徐帅以全师从，将克而馈不及，师悬而老，惧有变。主兵食者表公知武宁供军院，授监察御史里行。驰传而往，至而馈不乏，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