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军府中也存在坐坊市卖饼的军士，同样出现了类似诸道、诸军以市贩者人伍的窜名现象。由此可见，徐州夏侯昇以市人窜名军籍正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
就在诸道市贩者入伍现象蔚然成风的同时，诸道军府参与工商贸易的记载也屡见于史。如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潜遣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阴令群贾市锦采朱紫服数万为叛资。”[29]“贾胡”之贸易营利成为范阳之叛资，说明范阳之胡商与当道军费的关系。又如前揭《张惟岳神道碑》也涉及到左羽林军贸迁有无之事：“图赡军实，贸迁有无。制良弓劲矢，强弩坚甲，动万万计。其长戟利剑，戈矛殳铤，亦万万计。至于经费余羡，缗钱缯缟，米盐稻麦之数，莫之能纪，咸登于内府，实于禁仓。其有斗车什器，人于中者，亦数十百万。”此碑虽建于贞元八年（792），但碑主张惟岳卒于大历十年（775），故其记事当在大历十年之前。据碑文知，左羽林军也有为图赡军实而贸迁有无之事，虽说其经营获利是否与制造甲仗器械、积蓄钱粮军资有关，不得而知，但足以说明大历年间左羽林军同样也存在军府贸迁有无之举。再有，大历十四年（779），敕令：“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至是乃绝。”[30]诸道节度使以军储货贩，于扬州置邸肆取利，其行为是以军用为名，即以筹措军费为目的，说明藩镇军费筹措中贸易营利在徐州夏侯昇之前就曾盛行。唐德宗即位后虽有禁绝之令，史载“至是乃绝”，实际上是言过其实。因为此类事例在此后仍多有存在，不仅《夏侯昇墓志》所记徐州以商贾入伍从事贸迁交易之事，也有开成中，宣武军节度使李绅于本州置利润楼店。[31]大中年间，监军使梁承义于寿州“置楼邸于旗亭之冲，岁收其利以助用，摭拾其余货，以创军营二所。”[32]节度使、监军使置利润楼店、楼邸于旗亭，其用意是收利以助军用，显然也是藩镇筹措军费的一种方式。除了在当道置利润楼、邸店营利以助军费外，还有派军将出使他道从事商贩活动，李锦绣对此曾予以关注，并引长沙周姓小将以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之例、河东裨将范翊与陈福前往淮南收市绵绮之事及夏州节度使田缙以将士军粮于上都杂市易送本道等例证，认为天下各大都市及交通要地，均有诸道所遣部将从事商贸活动的足迹。[33]
徐州夏侯昇不仅有招募市贩者窜名军籍，也以军府名义贸迁有无，更有借筹措军费之名收管榷酤、插手制陶冶炼之事，《夏侯昇墓志》记：“预领榷酤、埏埴陶冶务。”榷酤即酒专卖，埏埴陶冶务即制陶冶炼，可能是将本道酒专卖、制陶冶炼之获利也用来供军，可知徐州既有以商补军之举，也有以工助军之事。无独有偶，河西道也有类似举措，如敦煌文书P.2942（唐永泰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所记河西节度使两件判文，
判文之一：
39豆卢军兵健卅九人无赐
40沙州兵健，军合支持，既欲优怜，复称无物，空中文牒，徒事
41往来，不可因循，终须与夺，使司有布，准状支充，如至冬装，
42任自回易。
判文之二：
153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置作
154采矿铸钱，数年兴作，粮殚力尽，万无一成，徒扰公家，苟润
155私室，况艰难之际，寇盗不恒，道路复遥，急疾无援，到
156头莫益，不可因循，收之桑榆，犹未为晚，再三筹议，事
157须勒停。[34]
上引二判系河西节度使于永泰年间（765—766）为处理实际事项所作，其中涉及到河西军府供军之实状，如判文一中要求豆卢军之冬装任自回易，判文二提到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
数年兴作”TXT下载。沙州有豆卢军等，瓜州有墨离军等，[35]都隶属河西节度使，[36]瓜州采矿铸钱与当州军费的关系判文并未明言，但此事属于总掌军旅的河西节度使管理，又说明瓜州采矿铸钱也与军府有关联。
事实上，诸道多有铸钱充军费的事例，如唐阙名《开铜坑判》：“蔚州申管内铜坑先禁采，昨为檀州警发遣兵，州库无物可装束，刺史判令开铜坑以市物给兵募，不阙军机，廉察使科违敕。对：救兵屡发，帑藏云空，方兴计日之师，遂有随时之义，取铜以给，在敕诚违，应机而行，于事可恕。”[37]判文属于拟判，其作判者、作判时间难以确定，但判文对蔚州采铜市物以给兵募之办法认可，也表明以工助军已为时人接受。不仅以采铸供军之法为时人接受，也被唐政府认可，唐人李吉甫于元和七年（812）提议于河东蔚州铸钱，以救河东困竭之弊，《元和郡县图志》记：“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38]此事《新唐书·食货志》记为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于蔚州：“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固结合上引，知河东铸钱由李吉甫提议，河东节度使王锷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