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营田不仅对那些本道自筹军费的内地藩镇有重要意义，对军费仰给于度支的西北边镇也有关键作用，如元和十五年（820），李听任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李）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13]李听开渠溉田千余顷，目的是以代转输，也就是供给边军。又如敬宗宝历元年（825），杨元卿为泾原节度使，上言，“营田收禾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14]还有，大中初（847），邠宁节度使毕諴，“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省度支钱数百万。”[1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营田对于边军的供给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灵盐、泾原、邠宁等节度使在唐朝中后期均属西北边镇，其军粮多仰给于度支，但由于转输艰难，运米一斛至边，常费钱数缗，[16]故边镇多兴营田，其作用不仅使本道足食足兵，也可缓减唐政府的转输馈运之劳，所以，李听、杨元卿、毕諴等人于边镇营田供军的战略意义还要大于纯粹的军费供给意义。
二、从武宁军以商补军与以工助军看藩镇军费来源
中唐以后，不管是边镇，还是内地藩镇，其军费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所在营田、税亩自供、和籴，但有时也出现以工商补军的情况。所谓的以工商补军，除去非常情况下强行借商、税商措施外，以工商补军主要指征收军市之租和军府直接参与工商经营。关于唐代军队设置军市问题，拙文《唐代军市问题研究》曾予以关注，[17]此不赘述。而诸道军府以何种形式参与工商经营，其对本道军费筹措的作用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相对于零散的唐代军镇直接参与工商经营的记载，《夏侯昇墓志》关于徐州军府贸迁有无、市人窜名军籍的记载就显得尤为珍贵。《夏侯昇墓志》记徐州：“募市人善贾者，署以显职，俾之贸迁贿货，交易有无。”将市人善贾者召募人军且署以显职，令其替军府贸迁有无，正是唐人所谓的窜名军籍，[18]以此来解决徐州军费。事实上，这种办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仅限徐州一道，如朱忠亮在泾原四镇时，“隐核军籍，得窜名者三千人，”[19]泾原四镇一次就查出窜名者3000人；又如郭晞领河中行营屯邠州，史言“邠人之嗜恶者，纳贿窜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问。”段秀实称之为“今邠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20]也属于军府纳货窜名的情况；再如，泽潞刘从谏“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21]泽潞以商人署牙将，借通好诸道之名，却行贩易之实的办法与徐州全同；另邢州大将“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22]此500夜飞将可能也是商贾之窜名军籍者。这些事例证明商贾市贩窜名军籍的现象在诸道较为多见，难怪唐人皇甫浞元和三年（808）对策中认为：“简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负贩之党，则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23]窜名之屠沽负贩者可以占军中将士的一半，似乎这样的观点也并非全属无稽之谈。
不仅诸道节度使下军府存在商贩窜名军籍的情况，就连两京之禁军也多见同类情况。史载，天宝时，“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采，食粱肉。”市人人军后却依然有贩缯采之行为。安史之乱后，郭子仪于广德元年（763）奏论道：“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24]此言六军均为市贩屠沽者，可能是痛定思痛之后的矫枉过正之言，但也非空穴来风，应有一定的依据。这些都显示六军兵士逐渐市井化，[25]但是市人善贾者未必善战，这种情况曾引起较大的争议，唐人邵说撰《张惟岳神道碑》提到左羽林军清退市井屠沽入伍事件：
前此军政坏蠹，习以生常，有无其人而私入其食与其衣者；有市井屠沽之伍，避属所征役而冒趋戎行者，公悉罢斥，归之尹京。解紫绶而被褐衣者，几千二百辈。[26]
时任左羽林军将军的张惟岳整顿军中虚名挂籍与市人窜名军籍的现象，并将1200人清退出军。但并非所有清退屠沽入伍的行动都能成功，如贞元八年，左神策军大将军知军事柏良器，“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中尉窦文场恶之，”结果柏良器因此“换右领军卫，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27]神策军招募材勇之士入伍，反不如招募市贩商贾受欢迎，极其耐人寻味。通过这些事实，表明唐朝决策层对市人窜名军籍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强调军府作战能力者重视勇士，强调军费筹措者注重商贩。两种立场代表两种势力，两种势力的起伏经常会影响到唐政府的政策，中尉窦文场代表宦官力量支持吸纳商贾入军，而以柏良器为代表的主将却主张以勇士代替市贩者。最终随着柏良器罢职离开神策军，军营向市人商贾敞开大门。不仅长安禁军召募商贩者入军，东都留守将士也出现同样现象，唐人韩愈在《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记：“坐军营操兵守御，为留守出入前后驱从者，此真为军人矣；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此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盗相公文牒，窃注名姓于军籍中。”[28]东都留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