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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得从学校的教室说起……
两排教室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破败不堪，成了危房。村里人许多年以前就有新建教学楼的打算，可因为筹钱难，一年过一年美好愿望皆成泡影。我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教学楼终于建了起来，一共三层十二间教室，在旧教室北边不远的地方。旧教室全部拆除，腾出地方建成操场。学校四周筑起围墙，南面正中开了个大门，操场四周植树栽花。新校园与城里的不能相比，但有模有样比先前的不知好出多少倍！
为建教学楼村支部书记三天两头来学校。他约莫四十岁，身材瘦削，个子高挑，面色黝黑，颧骨微微凸起，一双眼睛幽光闪闪，显得又机警又令人捉摸不透。一进入办公厅，径直坐在别人给他搬过的椅子上，挺直身子，板着面孔，一动不动，兀自一口一口地吸烟，偶尔也动动手喝喝茶，别人出于礼节客客气气地问一声，他只不冷不热地从鼻孔吐出“嗯”的一声响，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看着他的样子我不禁想，沉默寡言至此，是习惯使然呢还是担心心底的秘密被人洞穿？
“书记，好、好、好！”有人恭维道，“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谁都记念你。花什么钱最值？花在教育上的钱最值！”
“幸亏你当上了村支书，教学楼才建得起来——若再不建，老教室坍塌了，村里的孩子要到哪去上课？”有人感叹道。
“教学楼建得起，我们打心底了佩服你、感谢你！”有人赞扬道。
面对一串串客气话，他仍旧是一副冷面孔，“嗯嗯啊啊”似答非答地应着。过了好一阵子，他似乎察觉到自己的态度实在过于无理有必要对大家的热情做出回应似的，一字一字地说：“心是想为村子做好事，可动起手就觉力不从心，这样大一个工程至少要百八十万，上哪搞钱去？”
“侯老师”一听支书的话，脸上挂起一丝冷笑，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嘴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他的声音、神态，叫人分明感受到他对支书的话很不以为然，他看出来那里边的秘密——他想说什么呢？我默默等待他说出来，可眨眼间他嚅动的嘴唇就静如止水，一只眼睛猛然闭紧，一只眼睛瞪得更圆——或者因为联想到某种利害关系，他把到嘴的话咽回肚里。
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支书把脸掉向校长，操着固有的慢悠悠的腔调说：“我来有两件事：一、你要立刻向镇政府、县教育局打报告，要求拨款；二、你要给我们村外出的干部写信，要求捐资——措辞要大胆，能力强职位高的要求多捐一些！”
“我来办。”校长说。
“估计两项合拢能有多少？”
“政府大约会拨出四五万吧，捐资方面也不可能太多。”
“工程这么大，要那么多钱，怎么找？”又有人发出感叹。
“向村民收啊，一人两百全村四千人不就能收上百八十万？”又有人应道。
“家家户户都不富裕，要那么多钱收得上手？”有人接着道。
突然，“侯老师”那只闭紧的眼睛倏地睁圆了，眉毛一挑，一道锐利的光芒闪过，很有深意的笑了笑，开口说道：“用得着挨家挨户收吗？我们村四面青山，全都是宝贝疙瘩，只要动动手钱就会像泥沙一样滚来……”
支书浑身抖动了一下——“猴精”就是“猴精”，一双眼睛多锋利，一眼就洞穿人心！支书也是精明人，他的慌乱一瞬间就消散的无影无踪，眨下眼睛看上去，他又平静地令人生畏。他静坐着，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只顾自己一口一口吸烟，似乎外界的一切都看不见也听不见。
平静的外表掩盖了他内心的激烈动荡。他早就捉摸出筹资的方法。如果硬对硬去挨家挨户收取，非但村民不肯拿出钱，还会被骂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筹钱必得另寻路子：全村二十几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山林、竹林），每户就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上砍树，一百斤八块，一个村民必须砍下一千斤充作建校的集资款；如果超出一千斤，多出部分折算成现金奖给个人——多砍一千斤奖八十，多砍一万斤奖八百……办法一出，男女老少齐出动个个争先恐后，村外山头全热闹起来，嘈杂的喊叫声、树木倒下的呼啸声、斧头砍伐树木的钝响，此起彼伏，汇成一片声音的海洋。谁的心都被奖金紧揪着，天未亮就急急忙忙上山，天黑下来了仍不愿归家；谁都嫌手太少，恨不得再生出几双来；谁都巴望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不用来来回回走那冤枉路，能一直留在山上砍树……支书也忙，只见他戴着草帽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记账，一边用磅秤称砍下的木头，从日出一直忙到日落。他身边的几个村干部也忙，有的在疏导来来往往的村民，有的帮忙把称好的木头搬到一处，个个干得热火朝天，无暇顾及其它。这个山头忙完了，就换下一个山头，下一个山头忙完了又到更远一点的山头……不几天山下道路两旁堆满了木头，处处小山似的。村里人个个兴高采烈，山林却遭了秧，不堪入目，只余下一些饱受蹂躏的小树孤零零地散布其间，病怏怏的，无精打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