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各忙各的，冬春互相走动，喝茶品酒，单调而又淳朴。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只有头人大户财东，没有什么国家概念，后来有了盗贼，镇上人自愿武装起来，平时各自忙活，战时一起打仗，再后来各地纷纷建设王国，头领也就自称为王，这支武装也演变成军队，最多时达七百多人，几乎占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自从匈奴人的马蹄踏进这里，这里又多了一种人——胡人，这第三种人的到来搅乱了原住民的光景，他们抢走牧人的马匹饲草，抢走农家的粮食蔬菜，动辄还放火杀人，弄得民不聊生，纷纷逃往乌孙大宛等地。匈奴人觉得要一块空地意义不大，就打发人找到所谓的国王，说你只要归顺匈奴，还做你的国王，我们不再杀你，你只要把你的国民找回来，该干啥干啥，然后按照十抽二的规矩交税就行，这些人就又回到祖地。若干年后匈奴走了，汉朝政府派官吏管理他们子孙的子孙，国王也没换，采取百抽五或十抽一的税制，这代人觉得还是汉朝仁慈很多，而且汉朝带来了陶瓷、丝绸、麻布和文字等稀罕物品，结束了他们穿兽皮、裹蓑衣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文明，他们十分高兴归化汉朝，成为大汉王朝的子民，可是没繁衍几代，匈奴又打跑了汉朝的官吏，重又按照匈奴税制交税。这样几经反复，人们也就无奈了，谁来就欢迎谁，尊服谁，因为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
老百姓说到底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睁眼看到的就是平常的生活，吃饭、劳作、休息、娱乐。吃饭是天大的事，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要吃饭就得劳作，不管是给自己干还是受雇于人，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干累了就要休息，否则没有继续干下去的体力，而休息的方式主要是睡觉，睡觉的最高境界是一觉到天明；至于娱乐，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较低阶段，常常与劳作、休息和吃饭相伴而行，譬如田间的号子，牧马时的歌声，吃饭时说句笑话，以及温饱之后的男女被窝勾当等等。弱势群体从来都没有安全感，总是需要依附于人，而依附从来就没有选择，不能由老百姓自主决定，不管是作为原始部落的一员、奴隶、雇工，或者是自由耕种人家、手工艺者、贩夫走卒、杂役小吏，还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方势力、商贾大户、遗民旧贵，只要有部落以及后来的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存在，就只有在强权面前逆来顺受的义务，只要有两种甚至多种政治力量的争雄斗锐，依附关系就只能交给实力来裁判，谁能在大争之中战胜对手、脱颖而出，谁就有资格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行使驾驭的权力。说老百姓首鼠两端也好，没有气节也罢，归根结底人生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程，老百姓没有参与皇权的争夺，体会不到它的金贵，江山社稷对他们来说就像天上的云彩，看得见，够不着，也不清楚会飘到哪里去，而行使驾驭管理权的国家政府，要的不仅仅是地盘，不仅仅是地盘上能够提供税源的百姓，更需要王权广达，四海归化，国家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所以首先要给老百姓安全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盼头，让他们能有梦想，觉得跟着你会有更好的日子，会做更好的梦，他们的后代将一代比一代过得好，这才叫天下归心，才叫民心所向。
有时候，班超也会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可笑，这才从社会底层上来几天，整个人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就好像京都九六城那两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自己的一块砖头或者瓦片一样，他有义务保护它不被人偷窃或者损坏。于是他就想从吃鱼这件事开始，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点变化。有人议论独食多好，何必找人吃抢？一旦当地居民全都吃鱼，数量与军队差不多，很快就会打不着鱼的。班超觉得那是井底之蛙，不明白被几百年后蒲类城的子孙端起鱼碗追念的文化价值。他一改以前不许在居民家中用餐的规定，下令住在居民家中的士兵，一律将饭菜端到居民家的磨坊去吃，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他们吃鱼的惬意，但不许给居民吃，剩下的鱼刺鱼骨都要送回伙房统一处理。几天下来就有变化了，每家每户都有孩子，少则一两个，多则五六个，那些孩子先是扒窗户上看，再是进到磨坊转，最后是往盘子里盯，有的小指头贴着嘴角，口水都流下来了，也有的扯着士兵的衣角，眼里充满了期待，任是家长怎么招呼恐吓，有机会还是往士兵跟前踅摸。十天之后，班超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又下令给孩子尝鱼，但要把刺儿挑干净，不许卡着，有的孩子腼腆，还要扭捏一番小心吃下，有的孩子率真，直接就狼吞虎咽，不约而同的表现是吃一口后都不走，吃到两三口后有说香的，有说好吃的，也有的大喊着跑进屋告诉父母。班超让士兵们继续诱惑，但以尝三口为限，不许多给，孩子们吃习惯了，每日就眼巴巴等着汉军开饭，吃几口鱼肉后欢蹦乱跳。到了第十天，班超再次下令，为了整肃军纪，不许拿军队的鱼给居民吃，违者重罚。此令一出，立竿见影，那些孩子的馋虫早被勾出，看着当兵的吃鱼就流口水，纷纷缠着大人要吃鱼，有哭有闹，大人们被孩子缠得没了法子，就纷纷找粮栈老板讨主意。粮栈老板姓黄，四十多岁年纪，一脸胡子，祖父曾是屯兵，战乱时流落到此，慢慢生根结蔓，家传一点文修，是镇上不多的识文断字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