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对尧的评价非常之高，称之为圣王仁君都不为过。据说帝尧处理政务敬慎节俭，明朝四方，善于治理天下；思虑通达，宽容温和，光辉普照四方。他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明辨百官善恶，各部落协调和顺，天下众人友好和睦。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吗？现在有的人从揭穿“禅让制”的真相开始，来批判这件事情。笔者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去做，禅让制或许是后世学者对帝尧时期王位传承的一种美化，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这些学者的心中是有一个理想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只是因为这个理想太美好，而现实却太骨感，所以只能借助更古代的先贤来将自己的理想描绘出来而已。
尧，姓伊祁，名放勋，因为曾经的封地在陶与唐，所以又称陶唐氏。尧登上王位之后，至少做了四件大事。当务之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分封，但是这次分封与以前的分封又都不一样，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次分封的规模要大很多，二是这次分封明确了等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尧登上王位之后，其实同样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比帝挚时还要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巩固自己执政权力的基础上，平衡好各种新旧势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掌握权力的老氏族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权力交替之际新兴起的氏族想要获得权力，而帝尧又需要重用自己信得过的氏族来巩固政权。想要登上政治舞台的氏族越来越多，而官位就那么几个，远远不够分，究竟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或许帝尧也会重蹈帝挚的覆辙。面对这个问题，尧展示出了高明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分封，而且尧的分封非常巧妙，基本上平衡了所有大氏族的政治诉求。
首先，尧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部落氏族拉了一张清单，按照这些氏族自身实力及影响力的大小，把他们大致分为五个层次，给他们相应的荣誉和社会地位，这就是后来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的初始形态。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帝尧将这些被赐予爵位的氏族重新细化，分别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给那些全力支持自己上位的氏族首领封官，比如勇武无双的大羿，还有身份微妙的孔壬；给那些对巩固自己执政地位有帮助的氏族代表人物，比如当初被帝挚赶走的弃和契，还有一些前朝老臣请到中央来做官。但是，官位毕竟是有限的，还有很多影响力很大、同样被赐予爵位的大氏族是无法在王国获得官位了。在这个构架之下，这些空有爵位、没有获得官位的氏族自然就不能参与王国的日常管理事务了。
为了进行政治平衡，尽量尊重这些大氏族的政治诉求，除了给予他们同等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之外，帝尧又给予这些氏族一个新的权力，那就是决策参与权。就是在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上，让所有的这些大氏族一起参与讨论和决策，这有点像现在西方的议会。这样，尧登上王位之后，以分封爵位、扩大决策权覆盖范围的办法。巧妙地解决了王国中央与众多有政治诉求的大氏族之间的矛盾。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众多氏族的积极性，为后来的统一治理水患集聚了力量、铺平了道路。这一富有开创性的举措，也被后世不断发展、并且一直沿用下去，到了西周时期达到了其最成熟的巅峰状态。
帝尧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倾听民意，据说“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这也是一项富有开创性的举措，不知道后世官衙门口那让老百姓鸣冤的大鼓，是不是从帝尧这里获得的启发。但是有一样却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那就是华表，现在还在天安门那立着呢。尧帝时期的诽谤之木，在后世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华而不实，直到最后变成了华表，其实从侧面也揭露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最大一对矛盾体，那就是最高统治者和中间官僚阶层之间的权力制衡。根据笔者猜测，帝尧设立谏言之鼓和诽谤之木，其本心或许并不是为了倾听民意，而是给那些没有被分封的小氏族一个发言权，以此来监督制衡那些刚刚被赐予爵位的大氏族。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制约，帝尧才能够明辨百官善恶的，各部落之间才能够做到协调和顺的。
帝尧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观天象，前面已经说过，在上古时期有两个掌握天文历法的逆天氏族，这就是羲氏与和氏。帝尧现在大规模组织观天象自然也是离不开他们，于是分别让羲仲居住到东方的汤谷，让羲叔居住到南方的交趾，让和仲居住到西方的昧谷，让和叔居住到北方的幽都。帝尧既然让他们分出四方观测天象，当然不会让他们在野外露天居住，肯定会派人在这四个地方修好具备一定规模的观星台，还要派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在这些地方进行考古的话，或许会有重大的发现。典籍上记载，帝尧让他们四人观天象的目的是要推算出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并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据说还制定了太阴历法，计算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差数，创立闰月制度。但是笔者认为帝尧观天象肯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或许这个目的才是帝尧观天象的直接动机，而太阴历法只是这一动机的附属产品而已。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