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哎呀呀，正是应了那句俗语：英雄所见略同。不，是完全相同。我说嘛，你尹区长在这相水区当个区长，可不是一般的屈才，那是相当的屈才。不过你放心，作为好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啊，你放心。那好，你先前说了，接下来还要算算你的政治账？”
“没问题，兄弟嘛，可以无话不说。”尹区长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冒出了一丝复杂而微妙的紧张感。“首先，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区政府要把项目的拆迁任务揽下来。因为如果我们不参与征地拆迁工作的话，市国土局的拆迁事务所在相水区搞拆迁，那必然是寸步难行的，最终被耽误的还是我们区里的开发建设。你想啊，虽然由区里承担拆迁任务，将来会有一些拆迁费方面的报酬，但重要的是我们区政府掌握了开发建设的主动权啊，这应该说是一个政治意义吧？”
“是，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但是，问题来了。”尹区长的叙事方法有点像说书。“后来我才了解到，相水区当年在由镇改区的时候，村民身份变居民。”
“怎么啦？”
“当年农民家庭一般都有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三个部分的土地使用权。结果，我们的镇政府在农民土地确权这个关键工作上，没有掌控好局面，让一些部门胡乱作为，形成了不少的历史遗留问题啊，这些问题它现在发酵了。”
“什么问题？”王光辉听得很认真。
“当时的土地确权工作，直接关系到个人、家庭的切身利益。你想吧，宅基地面积和房产面积的测量，尺子松一松，数字改一改，结果就相差巨大。更有一些人，搞官民‘协作’、互相配合，用假离婚的办法使一些人办理了更多的土地证，获得极大的非法利益。这样一来呢，当地居民中间就产生了许多的极不公平的确权结果。现在，颁证的土地面积，要高出实际测量面积的20(百分号)多，形成了数万平方米办了证却实际并不存在的土地。还有啊，农民改居民时放弃承包地，政府给的补偿金，也是一笔不能公开的糊涂账呀。”
王光辉醒悟道：难怪，我就听说，有些拆迁户要求政府给予公平待遇；有些还要求公开土地登记原始数据资料；甚至，也有拆迁户他还要求查处贪官。区长啊，我以前还以为那是一些神经病说梦话，原来这些都是有来头的？
尹区长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回答，就接着说：征地拆迁方面的工作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严重影响，逼得我不敢作为啊兄弟。再说，若是真正想要顺利拆迁，那也是有办法的：只要把相关政策、补偿标准等等，向社会公开，工作做得认真周到、公平公正，那些拆迁户他也不可能无理取闹、公然敲诈吧？那真有个别人存心想与政府对抗的，那我们的政法机关没一个是吃素的呀。
“对呀，为什么不公开呢？”王光辉顺口一问。
“那些政策原则和基本补偿标准是公开的，问题在于具体到每家每户的执行结果，就有很大的差距。我若是完全公开，就会让许多相关部门和干部失去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的空间，丧失一大块现实的经济利益。可怕的是他们有那么多人啊，得罪了他们，他们可以用吐沫把我淹死！打个比方，我若今天公开政策执行情况，明天就会有雪片似的检举信飞到书记和其他常委的手里。那么，我只能放下工作来接受组织调查，我的政治前途也就玩完啦。”
“哟，这个政治账算下来的话，你会大大亏损的呀！”王光辉评价了一句。出于人性的阴暗面，他甚至在心里嘲笑尹区长——活在那样的官场生态下，你不是也在享受其中滋润味道吗？他这样想着，同时已给二人各上了一杯洋酒。“来吧，喝一个。”
尹区长毫不推辞，端起酒杯一口饮尽，就象刚才喝功夫茶那样。
王光辉一直在等机会向尹区长打听“红三代”国字脸的背景情况，喝下一杯洋酒之后，感觉好多了，便问：兄弟，那个——顺便啊，向你打听一个人，据说他家里是老红军出身，一家三代都当兵的。
“哦，你说的是潘红军，他的父亲潘援朝，爷爷是老红军。”
“对，正是他。他们家什么情况呀？”
“他呀，人事编制在我们区武装部，但组织上安排他在家里照顾老红军爷爷，所以几乎是不在机关上班的。前不久，他爷爷刚过世，他来找过我多次，还动用了市委副书记和省军区的关系，逼着压着，要求把房产证过户到潘红军名下。我一了解，他家住的那个大宅院，原来是没收地主的，最初用于军管会办公。后来，就接了家人住进来没搬走了。房子一住几十年，到房改时，省军区一纸公函发到市里，只得给他办了房产证，没办法，他是老红军呀。但是呢，土地使用证没给他办，这也是有政策依据的。”
“哦，他没有土地使用证？”
“没有。从道理上来讲，他家的宅院应该收归国有的。为了照顾老红军家庭，政府还另外给他家批了一块宅基地，当时是按两户的面积标准批的，所以他家在河边不远的地方又新建了一个宅院。为此事，市委和市政府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