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恐怕就是假的。你的写作，不能为了时尚而时尚，它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否则，过度虚构会产生阅读上的不可信。一部小说之所以能让人看了之后感动，在于小说家和读者之间是有一个契约的，这个契约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读者首先要觉得他所读的小说是真实的。如果这个契约被瓦解了，那么小说所塑造的所有生活、精神就都成了不可信的。所以王安忆说，《红楼梦》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用考虑生计问题，是因为小说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前提——他们出生在富贵家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不必考虑生计问题，而可以专心写诗、专心谈恋爱。王朔笔下的痞子也不用考虑生计问题，因为王朔为他们设立的前提是他们可能继承了一笔遗产。如果小说中的人物既没有继承遗产又没有出生在富贵家庭，但他却过着富贵的生活，那么这种富贵生活就是假的，而这种生活背后的人性和感情也是假的。这就是小说写作必须遵循的实证精神。
一部小说没有实证精神，读者对它的信任感一旦丧失，小说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例如家具到了家具专家的那里，很快就能判断出它是哪个年代的，什么质地的，丝绸一过丝绸专家的手，就知道它的质地和产地。这就表明，这些专家对这些事物有了常识。小说家也应该是生活的专家，应该精通生活的各个方面，你读《红楼梦》，你会觉得曹雪芹无论是对平民生活还是贵族生活中的烟、酒、茶、婚礼、葬礼、聘礼，等等，事事写起来无不精细、传神，到现在都还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这就表明作者对他所写的那种生活是有常识、有专业精神的，他所写的，能经得起考据和还原。你也可以聪明地写作，讨巧地写作，但那些花笨功夫的人更有可能写出大作。与其写三部、五部毫无影响的作品，还不如把那些时间调动起来，实实在在地研究一段生活或者一群人，真正把你所写的生活写细，写透，把它写得经得起任何一个实证主义者的推敲，从坚实处做出大东西来。我曾经问过一些作家，你真觉得你写的那些小情小调、小情小爱真的有意思吗？你打算一辈子就写这么点的事吗？你真觉得你写的东西有那么的重要，值得你耗费你的智慧、才情吗？这样一问，很多作家都哑然了。我知道，很多作家都有对写作意义的自我追问。确实，时代已经不同了，小情小调的东西已经不希奇了，现在只要打开某个网站，里面尽是青年男女的情爱，而且很多年轻写手写得比很多作家都要精彩，要大胆。你和他们比什么？比胆量？比经历？我看都没有优势。惟独在比笨功夫上，年轻写手可能没有你有耐心，可能也没你有时间，这是你的优势。其实我一直认为，大作家身上一定要有笨拙、拙扑的东西，好小说要像大动物，貌似平静却积蓄着惊人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前进也可能是一种后退，笨也可能是一种智慧。
在中国，不缺写作题材，也不缺能讲故事的人，真正缺乏的反而是那种愿意在这样的题材上面下功夫的人。中国有很多人在写历史，但真正对历史下过功夫的人却很少。我读过二月河的小说，他的历史可能是值得商榷的，但你必须承认，这个人对清朝的历史是下过研究功夫的。现在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动不动就让他的主人公带几千两银子上路，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几千两银子有多重、能不能带得动，也根本不知道凭着那个人物的家境和身份，家里出不出得起这几千两银子，更不用说每个朝代银子的切割、交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要回到历史的细节，你就可以发现很多作品都存有不可忽视的漏洞，一个作家的贫乏也就在这里显露无遗可。
细节是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你不能藐视它的作用。有时候，一个细节的漏洞就会让人对整部小说的信任完全崩溃。你们回想自己读小说的过程，当你读到一个不合理的细节，就会有不想往下读的感觉，这就像人们看电影时只要看到一些明显的漏洞，就会丧失对这部电影的信任一样。所以阅读是有契约精神的，要一直维持这一契约，并不容易，有时，很小的细节所带来的破坏，往往比整体性的破坏更可怕。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和他做幼儿园老师的女朋友分手原因，就是有一次他去她的学校找她，看到她在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她的裙子上挂了串钥匙，和她说了，她也不愿把钥匙从裙子上摘下来，他就再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女朋友了——她裙子上带着串钥匙跳舞的场面没办法从他的脑海里抹去，如此小的问题都可能被带到感情中去，甚至瓦解感情，可见，小说写作的细节问题也是不能轻忽的。为什么中国的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一直不发达？其实就是在实证上出了大问题，作者没办法使小说的逻辑和情节精密得经得起读者的推敲。读过《达芬奇密码》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肯定是虚构的，但是小说中的每个关键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里面所用的道具、人物、历史的时间都是真实的，它是由真实细节构建起来的虚拟小说。一部小说可以是虚拟的，但它所用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卡夫卡的小说里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是整部小说却是假的，人物也是假的。人变成甲虫，这当然是非常简陋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