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具像化，它反映着主体对于题材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以及艺术的当前思想文化潮流的理解，它既是相对稳定的，也是非常鲜活的。
叙述模式则是从千千万万的小说叙述现象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一种叙述结构。比如故事式这一模式，它就是超越了具体题材、结构、表现手法等具体文章技术层面的特殊性而反映着把题材处理成一个起伏波澜、曲折有致的故事──这样的思路。而《孔乙己》和《装在套里的人》是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简单相比的篇子，但是它们同属于细节拼对式，亦即把题材处理成一堆足以表现人物的细节，在细节的串联过程中隐现一条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线索。在这个层面上，叙述模式成为最初意义上的文章类型。这个类型从基本框架上规趋了小说技术的运用和操作。比如，一旦进入细节拼对式就意味着情节的淡化和人物心理的隐蔽，更多的则是细节的选择和提炼，等等。那么进入故事式，也就意味着情节的强化、人物性格的凸现，以及情节和人物演进过程中动作性的特别强调。在这个层面谈叙述模式，只能显现体裁特征和结构方式，只是一般技术的操作性表述，最终落实为一个曲折有致、繁复生动的故事链，所谓情节。
当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叙述模式还与主体的思想文化背景相关联，反映在叙述策略和角度的选择、叙述语言的运用、审美风格的确立、直到社会文化政治功能的结构性表述等——形式构建诸环节。《红高梁》是个典型的例子。莫言的叙述角度是作为孙子辈的“我”所据有的现代感和荒诞感；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叙述角度，它体现了莫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寓意难明又无可理喻的那种隔膜和距离。进入叙述时，莫言把两个故事套在一起：外部是“土匪种子”的父亲被爷爷带领着去伏击日本人，内部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性爱故事。这两个故事套在一起绝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的技术性问题。它事实上成为莫言对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一主流话语的重新诠释，这就是，就解救民族危亡这一近代中国的重大课题来说，落实到社会革命的具体层面，就仅仅表现为普通人争取人性自由、追求基本生存的一次人性的自在冲动。一个美貌女子被家族伦理驱遣而嫁给一个麻疯病人，毫无爱情可言；婚姻只是一次伦理闹剧的出演，连生殖意义上的性实践都谈不上。而罗汉大叔不是被杀戮，而是被活剥人皮。无论是反封建还是反帝，在那个枯死和荒蛮迭加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只具有求生或生殖的本能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土匪也不再是土匪，而是追求正当生存的人；“我爷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杀戮本夫的奸夫，而是生殖运动的主潮人。比起封建野蛮和帝国主义的兽性来，“我爷爷”这个土匪头子倒可能是更具道德感和人性味的真正的人。显然，莫言这种对于故事式叙述模式的创造性运用，本质地反映着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潮流中文化启蒙和人性解放的话语倾向。而故事式的叙述模式的运用，又彰显了传统中国文化在人性解放的语境中对于启蒙的根本阻塞和对于人性的荒谬莫名。
叙述模式毕竟是一个定义方式，其目的还是建构艺术文本。如果说叙述模式在与具体社会政治文化功能相联系的过程中，使“有意味的形式”的那个“意味”得以落实的话，那么在其作为独特审美选择的策略性操作中，它又事实地成为一个“内核”在滋育和建构着艺术本体；转言之，叙述模式显示着“有意味的形式”的“形式”的建构和落实。在小说走向人物这一终极目标的大方向下，不同的模式有着不同的旨趣。故事式和场景式存在于“再现”和“表现”的范畴内，前者是叙述者的主体性表述，后者则是人物自身的表演，是现身说法。这两个模式都注重人物的动作和由一系列动作排演成的故事，又从故事演绎出性格和思想。这里的“形式”本质地讲还就是情节结构，所以进入创作时其主要任务还就是“编故事”，设计情节及人物关系。情节作为载体也作为本体，成为社会生活（题材）和主题思想的确切表达方式。在进一步的演进中，情节又表现为人物的命运和经历，表现为人物思想和情感的曲折波澜的发展变化过程，表现为这一过程中环境、场所、细节、心理诸因素的不断参与和渗透，把这一切归趋和总揽起来的是结构，最后是通过语言和手法把它们铺润成文字。结构的任务是在规定时空内，把一定关系的人物按照因果逻辑关系编织成合情合理的生活本身，达到“本质的”和“审美的”统一的真实，这就是典型化。在真实的范畴内，主体审美理想和价值趣向受到生活现象的偶然性和客观规律的必然性的严格限制，主体只能于必然的王国中求自由。因此，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叙述主体的隐退或隐蔽成为基本审美要求。当然，在铺写过程中，情节模式的变化也是非常普遍的：或者截取为场景，或者散碎为细节，或者线性化为一组事件，主题、情感、思想隐喻于其间，社会历史的状况和特定的语境也就散逸于其外。
2．象征结构
象征式和意识流则超越于“表现”和“再现”的范畴之外，走向两个方向：象征式是把故事式的情节模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