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了一下腰。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几乎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经常玩捉迷藏的游戏，把老师们也弄得像孩子一样，总像长不大，还养成了娇柔做作的习惯。
释基嘴里嚷嚷着：“疼死我疼死我了……”
教务主任把腰像画圈似的晃了三圈，由于半径不大，很快就结果了运动。老师一般都锥体不好，这是职业病，为修改作业，一坐就坐到深夜。教务主任坐下来，狠狠地说：“我******，腰疼还没说呢，你倒头疼了，我看你就是装的。你不是疼吗？不用上课了，回宿舍写检查，什么时候把逃课的问题交待清楚，认错态度让我满意，你什么时候上课。”
释基一手捂着头，像是怕再摸，弯着腰，把屁股对着教务处主任说：“行，行！”头先伸出了教务处的门，走了。
教务处主任，摇了摇头说：“这小子，早晚得惹出事来！”
上次曲柳镇政府来学校把阮铁英和二丫带去，学校已经注意上了释基。只是没有认识太深刻，以为释基只是出于同学情份，给提供了住宿的方便，不知道阮铁英和江浪化装二次打进政府大院的事。看来学校对外界的事物了解不是太多，消息不是太灵通，好像社会上的事和他们没有关系，老师只要把书教好，把学生管住别乱跑，学生只要把书读好，服从老师的管教，一切就OK。学样出人才，也出和傻子差不多的书呆子，好像两者的比例相差如天壤之别。
释基和阮铁英二丫是小学同学，家在临近阮铁英和二丫村子的村子，一阵小跑，不歇息就能到阮铁英或二丫家去串门。有时候他们会玩到半夜才让找到来父母带回去。几家的大人都很熟悉，熟悉到各家几乎没有什么秘密。
小学没毕业，释基跟着父母去了水湾县城读书。释基的父母其实也没学过厨师什么的，只是凭着多年在家烙饼积累的闭着眼睛也能知道饼熟不熟的经验，在县城里摆了地摊专职烙饼卖。一张张葱花油饼，黄灿灿地吸引着城里人的眼光，更是满足了乡下来城里打工人们的需求，花不几个钱就能填饱肚子。生意竟歪打正着红火起来，积累了些钱后，就租了房，开起来小饭店，葱花大油饼照卖，还增加了别的项目。
农村人在城市有个亲戚那怕是个熟人，是个值得炫耀的事。不求能帮上啥忙，就是能在家坐一会儿喝口水，他们就心满意足。回去就会把这事挂在嘴边，向人说起进城去找谁了，那个亲热，非得让下饭店，还非留住几天，以后你们要进城跟我说一声，我打个招呼，保证有事就能办。
释基的父母的确再忙家乡来了人，也尽力帮忙。但大都也没什么大事，无非是来卖个山货，求买个东西，实在回不去了，就在家里住一晚已经对于乡下人是天大的事了。就说买东西吧，可能是计划经济时留下的病根，总觉得要求人才能买到，就是明明看到商店里有东西，自己买也不放心，也得托个熟人，怕受骗。多花几元钱也心里安稳，怎么说也是老乡向着老乡啊，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呢！
释基父母的恩泽也就照耀他的头上，他要是回家乡，都拿他当城里的孩子看待。好吃好喝地拿给他，也没有会吝惜。特殊的待遇使这个年少的孩子，就有一种为家乡人做点事的愿望，幻想着有一天家乡人也会求他办事。他觉得为家乡人做点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当阮铁英二丫找到他时，他就大包大揽地把事情全接过来，也没考虑自己能不能做好。特别是中学的学生，都有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又何况背过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呢？如果事情做不好，也不会怨天尤人，像大人一般把责任推诿出去，会认为都是自己的责任，会更加努力的求个满意的结果。
释基想起教务处主任不相信自己撞在电线杆上的事，还要检查头上的伤，认为自己真是撞在电线杆子上了。只有日后成了大人物才能撞在电线杆子上的话，使他更觉得自己撞在电线杆上的事不容置疑，而且绷带上有自己的血迹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愈加气愤。他想，我释基也非等闲之辈，怎么就不能成为大人物。大人物也不就是说过豪言壮语吗？士可杀不可辱！日后成不成大人物，现在我就得给你点好看的，闹出点，政府还不收拾你们学校当局？
释基拿出纸笔，想象着林觉民上战场前给妻子写信时的情形，思想便无了顾及，洋洋洒洒写了近万言的请愿书，决定亲自上阵，投书县政府。他自我安慰道，就是江浪不跑，能找到也不能用他了。他一个混迹于社会的无派别人士，决不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如若中国再要遭到外来之敌的入侵，他只能成为汉奸那一伙的。民族的大义和重任也决不会由这类人担当！他把教务处主任让他写检查的事抛到九宵云外，铁了心要以死抗争。
晚上，他把他认为有热血的几个同学招集在饭店里，沉痛地讲述了阮铁英被强奸的经过，把自己先痛心得泪水扑簌簌流在酒杯里。同学们也都喝了二丫倒的酒，如决心以鲜血洒疆场的将士一般，豪言壮语不绝于耳。他们决定发动学生，第二天集体****到政府门前请愿，逼迫政府尽快拿出惩治强奸犯孙官杀人犯王银棒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