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包在我耳朵上的白布。
“这位同学你的耳朵怎么啦？”他关切地问着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就沉默了片刻。
“他的耳朵在比赛中被绵羊的蹄子给踩烂了”治泽直言不讳地对校长说。
“呀！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儿呢？得赶快让你们的老师带你去医院接受治疗，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学校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也没法向你的家长交代啊！”
我从校长的话中听出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当天下午，校长就立即安排红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带我去治疗。
离学校最近的治疗地点就是在学校西侧大约六公里处的瓜州乡卫生院，这个路途确实有点儿远了，但是红艳还是不辞劳苦地骑着她的那辆自行车并带上我从学校出发去了那个卫生院。我的头上戴着那个厚厚的棉帽，将两只耳朵裹得非常严实。一路上她的脚都在用力踩踏板，嘴里还不时地问着我“你感觉还疼吗？”
我说：“不要紧的……”
“唉！你也真够坚强的，耳朵都被羊蹄给踩破了，还全然不顾地继续越野，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么坚强的孩子，老师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谢谢老师的夸奖，我当时只想着不能半途而废，您不是总对我们说‘在哪里跌倒了就得在哪里爬起来’吗？”
我们师生两个聊得很愉快，这也让我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红艳老师和蔼可亲的一面，我感觉我们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关系啊！
到了卫生院，那儿的医生为我认真处理了伤口并进行了重新包扎。
“他的伤怎么样？严重吗？”红艳急着问医生。
“情况还不算太严重，幸亏送来得及时，要不然伤口就会被细菌感染引起发炎啦！”
“那会不会影响我的听力呢？”我也问了一句。
“不会的啊！受伤的地方在外耳廓，与听力没有关系”那位给我治疗的女医生很专业地对我说。
“伤口我都处理好了，回去后要注意不要让伤口被风吹到，我在给你配点儿口服的药品，相信没多久伤口就会痊愈的”医生接着对我说。
“谢谢医生！”我当时非常的感激这位白衣天使。
“给，把药品一定要拿好，按照上面的说明服用就可以了。这个医药费怎么办呢？”女医生问着我和红艳。
“哦！我来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红艳就伸手从自己的兜里取出了人民币。
最后红艳还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从卫生院返回了学校，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虽然天还没有黑，但其他同学都已放学一个多小时了。
每个学期的期终考试刚刚结束，同学们就立即展现出那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心理状态。可能女孩子们表现得还不算太明显，她们或是踢毽子；或是跳皮筋；或是打沙包，总之完全没有了期终考试结束前的那种紧张劲儿。
而我们男孩子们就把那平日里的野性给表现得淋漓尽致啦！刚考完试，还没放假，永刚、鹏伟等男同学就把自己的许多课本都撕扯开来，叠成一张张四方牌，要么垫在地面上让别人拿四方牌来打，要么拿在手里去打别人垫在地面上的四方牌，大家玩闹得不亦乐乎。
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所以对于玩四方牌，我也不例外。不过我非常爱惜自己用过的每一本书，从不去撕扯它们，而是将它们一本一本地珍藏起来。那我哪来的四方牌呢？我通常是用从垃圾桶里捡到的一些纸片用心折成一张张像模像样的四方牌然后再和其他同学去玩的。
距离放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和永刚、治泽还有鹏伟、洪恩几个人在学校东侧围墙处打四方牌。他们几个人的左手手掌里都分别拿着数十张大小一样的四方牌，特别是永刚，他手里的四方牌都是用“新纸”折叠而成的，太引人注目啦！而我的左手里仅拿着五张牌，都是我自己亲手叠好的，虽然不怎么新，但都是四方四正的，也显得有模有样。
我们五个人中随机指定了一个人开打（这次是洪恩），其他四个人都将自己的一张爱牌平平整整地垫在了地面上。洪恩右手拿着从左手取出的一张牌仔细端详了其他人垫在地面上的那四张牌，很快他就锁定了目标。他提起自己的牌向我的牌上用力地打下去。
“啪！”的一声，他的牌与我的牌实现了两个平面的接触，他的牌被我的牌弹出了一小段距离后跌路在地面上了，很幸运，我的牌只是略微挪动了一下位置，不扩并没有被他打翻。
“好，没有翻！”我兴奋地叫着。
“轮到我了”鹏伟立即捡起自己垫在地面上的那张牌，来到了洪恩刚刚打在地面上的那张牌跟前，准备要打洪恩的那张牌。因为他看到洪恩那张牌的一个角空悬在了地面的一个砖沿上。他认为这张牌很有可能翻。
而洪恩此时的脸上也露出了几分担忧，他肯定在想：上天保佑我的牌不要被打翻。
鹏伟开始动手了。他岔开两只脚，弯下身子，右手拿着自己的牌沿那张牌悬空的一角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