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部医院沉浸在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前来吊唁的大多是本农场的知青。他们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与其说是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命运在悲泣。人们互相传染和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在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对失职医生追究事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这些诉求都得到知青们一致响应。于是由“小麻雀”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演变为针对场部的行动。
医院借口尸体不宜久留，试图转移掩埋，被知青们制止住；过一会儿，保卫科来人了，说是奉命要强行处理尸体，把大伙儿激怒，双方发生了肢体摩擦，不但是拳脚相加，还动起铁锹、镐头。苗有义从人堆里挤出来，一只眼睛不时地眨巴着，对单腿卢光亮说：“欺人太甚！事情没搞明白，也不给个说法，王场长呢？”
“江边儿又出事了，对面过来人打死两个打渔的，今天一大早，跟肖宝玉骑马朝北走了。”原来，快动队得知边境出事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到场长王西川，并派警员探查去了。
战友们受伤的消息一传开，分场的知青集合队伍，要找场部领导评理。大耳朵受了伤，他跛着脚，好像在风浪中行走的海船，每当他用那条好腿去支撑那细长的身子时，他像是冲上了浪尖，紧接着一换步，又像跌入深渊似的摇晃不定，仿佛有一根绳子将他东拉西拽。贲贲儿在努力扶住他，其实他自己也负了伤：胳膊裹着瘀血的绷带，张开的嘴角咧着，似乎全身都在迸发着强烈的疼痛。秤砣身后跟着几个人也是怒气冲冲，一副誓不罢休的架势。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事情会闹大，谁也没有想同场部领导过不去，就如同一个失恋的人，一个受到重大情感挫折的人，必须找到知己述说痛苦一样，他们需要发泄。一种不信、不满、不服的情绪发生井喷，冲突一再升级。
这时，一条所谓“内幕”消息不胫而走，说曾医生原本就是靠裙带关系吃饭，说他是总场某位大人物的小舅子，传言被添枝加叶，不断发酵，一种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小镇的安谧和宁静被打破，他们抬着不幸死难的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开始向大清河大桥移动。
过了桥，便是通往市里的路，他们要把舆论造到市里去。一行大雁在天上飞。牠们驾着青云在从南向北飞。知青们眼望长空，流着激动的泪，渴望雁群能带来好信息。他们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用那些颇具号召力的声音给悲惨的心境壮胆、打气。
严守大桥的指令下达了，总场保卫部在桥头严阵以待。他们在忐忑中坚持。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都必须面对眼前这万分紧张的情势。
消息传到快动队，快动队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大家在争论一个从未遇到的难题：这样由个案引发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算不算群体事件、突发事件？快动队该不该介入？队员们各抒己见，吵得面红耳赤。一种意见认为，性质是聚众闹事，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带头挑事者应该绳之以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既然是死了人，那么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渎职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况且宪法里有规定，公民的权利应当保护。争吵的人互不相让，闪闪为难地低垂着头，在腿的缝隙中穿来走去。
惠中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他听说曾大夫玩忽职守，给人家接生擅离岗位，造成母子双亡的严重后果，而受害一方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在一起战天斗地的“小麻雀”，战友肖宝玉的妻子，天哪，这不是晴天霹雷么！
“事情怎么搞成这么个样子？”和尚惠中心里一阵酸楚。下乡的时候，“小麻雀”是业余宣传队的女歌手，惠中那时打架子鼓，他的鼓点伴着“小麻雀”的女高音，配合得既默契又有激情。本来两个人是相知相助的，后来因为出了事，两个人的感情就撂下了。那次宣传队来部队演出，掌声排山倒海，效果奇好。临别时部队还招待一顿肉丝面，特大瓷盆盛满三大盆蒜香扑鼻、油汪汪的肉丝面，看得每个人眼睛发亮，饿急了的年轻人来不及卸妆、更衣，围着桌子就动起手来。灶房的师傅不断往大瓷盆里加面，大家都感到那面好像永远吃不完。也就是在这次演出中，惠中介绍“小麻雀”跟肖宝玉见面，他觉得自己愚笨、迟钝，不会讨女人的喜欢，还是肖宝玉跟她更合适，却没想到他的退缩竟铸成大错，幻想的破灭和意外的冲击折磨得他痛苦不堪。
惠中在当兵前，并不好结交朋友，曾大夫是接触比较多的一个人。农村的医务室，大病治不了，头痛脑热的小病，有个阿司匹林就能对付。闲着没事儿，两个人就在一起咬文嚼字、舞文弄墨，给报社写个豆腐块什么的。当年兴隆煤矿往大清河排污，惠中写“社会视角”捅了篓子，还是曾大夫给出的主意，让他找幸子妈妈帮忙，变身到亲戚家报名当兵，从这个是非之地消失，也算是救了他一把呀！
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要求快速行动大队紧急出动，室内顿时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