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总比没有好吧。
池春萍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不知道。她没有正面回答我，说是“什么都好”。我知道不可能什么都好，在这非此即彼的两个“品种”当中，一定有一个最好的，最想要的。
孩子出生前，我很认真地告诉池春萍，“我喜欢男孩。”又补充一句“女孩子也行”。
那些日子，我盼着这孩子出生，揣摩他的样子，希望他长得像妈妈，他妈妈比我长得周正、耐看。就是像我也无所谓，男人嘛，只要有事业，就能弥补形象上的不足。
夏天的一个深夜，孩子生下来了，女孩，人们说长得不像我，也不像她妈妈，比我长得好，不如她妈妈。
我看她比她妈妈长得好看，而且越看越好看，我喜欢这孩子。
说女儿是“掌上明珠”，掌上明珠怎么能和女儿相比呀！明珠是僵硬的，无生命的，是人赋予了它生命。我的女儿可是活生生的。
丁洋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疑惑地问我：“爸爸，你和妈妈都有小弟，我怎么没有啊？”
我回答说：“计生委主任不让有。”
她想了想，对我说：“爸，计主任怎么这么缺德，不让我有小弟呀！”
我大笑，不能回答。告诉她，长大后，自己去问吧，我可不敢去问。
从那以后，我每次听到某领导人受人民爱戴的话，就哑然失笑，就想起那次对话。人民怎么可能爱戴领导人呢！领导人和明星因为名气大，被大众消费是必然的。
台湾一时评教授说：“做官跟抖棉被一样，怎么抖都有灰尘。”领导人就是要让人骂的，让人挑毛病的。无论领导人做事的初衷和效果如何，都会有人骂，没有不挨骂的领导。
唐人作《原谤》曰：“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
想让人民爱戴的官，一定当不好官，不是好官。如果感到做了好事还挨骂窝火，可以辞官，辞官后就没有人骂了。恋栈，要享受人前被人热捧的快感，就要承受被人骂的无奈。
丁洋在市教工幼儿园混了几年，就上学了。我托人把她送到了我市最好的小学读书。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八里路送她上学，放学的时候，我还要到学校去接她。我的科长见我天天提前走，虽然有点不满意，可也没说什么，他不敢难为我，我爸爸同委领导是好朋友。另外，我也不是老实人。
我这科长姓鲁，快五十岁了，因为年龄大，靠到了科长的位置上。我明确告诉他，孩子不能不去接，影响进步也在所不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市机关干部不过四十岁能当上科长的几乎没有，就是副科长也少见。我才三十多岁，表现再好，也得排队。这是个没有贤良，也看不到佞臣的时代（这“佞臣”不太准确，古代的佞臣也是经科举考上的，我是想说素质低下）。鲁科长知道我这副德行，不敢太难为我。我也乐得他们把我当成浑蛋，浑蛋有浑蛋的好处。
我知道鲁科长是个软蛋，虽然是个软蛋，也不乏逢迎之术。这人不论见了领导还是群众，都点头哈腰，一团和气。和初次见面的人握手，也会热情地伸出双手。他自以为做得很周全，我还是发现了他笑容的不同；同领导的笑，通常能持续得久一些，同下属的笑，转脸就消失了。我半个眼角也看不上他，天天用冷眼看他，还经常说几句风凉话。我知道最无耻的人也想得到尊敬，可尊敬这种小人，怎样对待真正应该尊敬的人呢！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过后，支部书记组织几个部门的人坐一起开座谈会。我们都知道这类会无非是走个过场，表个态就行了，用不着当真，更不可能深入探讨。
鲁科长发言了，这家伙竟煞有介事地说：“******，我早就看出来他有问题。”我听后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想你一个小科长敢说早看出总书记有问题。就算墙倒众人推，也轮不到你呀！我当时真想站起来，大声质问他：“你怎么看出来的？你都看出什么问题了？”我忍了忍没有作声，知道这不是较真的时候。
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一边听一边在本上写什么，还不停地点头“嗯、嗯”地表示赞同。会后支部书记做了总结发言，说鲁科长的发言深刻成熟，深受启发，等等。他一边说假话，一边告诉我们“要讲真话”。
我联想到大会会场上，在台上的人念一念稿子，突然提高了声音，用坚定的语气喊了一句，然后停下了，抬头看台下。下面的人立即明白了，该鼓掌了，于是掌声响了起来。念稿子的人装成很大义的样子，下面的人连忙装成被大义所感召的样子。事后，我把那天会上鲁科长的发言讲给了黄虫子，这虫子想了想说：“你在他眼里是个混蛋，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混蛋。”
我原以为丁洋聪明伶俐，是块读书的料，可她在班里总是处于中游。我拿着她的教科书，努力给她讲解了多少次，发现她学得很吃力，精力也不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