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活动，我们也必须经常去转一转、看一看，名曰指导。全公社20个生产大队，每年我都要靠步行调访一遍。有的是偏远大山沟，我一走就是大半天。走到哪，就把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内容、形式和要求传输到哪。
后来，文化站的队伍又有些扩大，新成立了电影组。电影在农村大队的巡回播放，使社会基层的文化活动增添了亮点。所以我们这帮文化人走到哪，那都是香喷喷的。而我在公社还又多了一个新头衔——广播站编播员，这样全公社新闻采访报道广播的事也由我承担起来了，就更容易引起乡民的关注。
我的那个文化站，没有办公的地方。开始一年时间我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只能找公社其他工作人员搭铺睡，到第二年经多次要求被安排一间小房，才有了我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好在我大多数时间不在公社机关，而在蹲点，要不然天天找人搭铺睡，那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我，年纪轻轻，就以一个社会底层的文化人出现，并不说明我有多大的能耐。而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要求社会基层兴起“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的历史，把我推上了这个很不起眼的席位。因为我在中学时就有文艺宣传的爱好和表演的潜质，并在全公社出了点名气。于是当时的我，就成了“文化站辅导员”合适的人选。当然其他公社“文化站辅导员”的角色，不仅仅只有我这样的人，还有搞文化创作（诗歌、小说等）和器乐特长的人才。我们这批人在以后的历史中，就走出了诗人、导演、小说家、表演艺术家等等，像本山大哥、莫言···而我却像一粒细微的尘沙被大潮湮灭在沧海中，是漂浮？还是沉沦？人们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我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在公社机关能谋到“文化站辅导员兼广播站编播员”的差使，有当一回社会底层文化人的机缘，农村回乡知识青年谁看到都很羡慕。他们认为我一定会有更好的前程，然而我后来的举动，是让他们失望的。因为我只知道群众文化，却不懂得官场文化；工作热情、认真，关系却淡漠、冷清。他们感到很羡慕，我却觉着不如意。于是，1976年的年底，我主动抓住祖国征兵的机会，萌生了离开这块文化阵地的念想。
飞？飞吧！掩埋社会底层文化人的身影，飞出我的公社——甘堰，背靠武陵山脉腾空而起，寻找新的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