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春天，那是1975年的3月，桃垭小学的山岭，春雨唤醒了枝芽，阳光滋润着树苗，儿童们沉浸在阳光雨露的沐浴中。我们这些园丁在新的一学期里早已投入紧张的教学工作。
一天上午，我们那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德周来到我们学校，通知我要调到公社文化站去了。
杨支书把通知单递给我们小学的严校长，转而把目光投向我：
“向校长办一下老师的移交事项吧”。
接到这样的通知，我没有一点的心理准备。“公社文化站”，一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单位，我当然暗自高兴，可是又有些茫然。书，教得好好的，说走怎么就要走呢？我在这个学校小圆，已经有了一分心安，下着一分努力。眼前我对教书的路都还没摸通，就这么离开？不舍、遗憾、释然？现在要走向公社，还是文化站，那是政府机构。多好的名字？多好的去处啊！慕名、欣慰、忐忑。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通知就是命令，去，是肯定的。那时的人，是集体的，个人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这种集体主宰个人的时代，也有其两面性，即“挤”和“捧”。而我是被“捧”的那一面，像个社会的“宠儿”，幸运总是降临到我的头上。
甘堰公社文化站，是我个人走向社会后的第三站。这个文化站，是为服务和丰富基层民众文化生活而新设立的文化管理机构，也是县文化馆的派出机构。编制三个人，站长——公社分管宣教文卫工作的党委委员兼任；幼教专干——一名国家教师专职；文化辅导员——一个半脱产干部。公社把我调来文化站，就是要我担任这个半脱产干部。于是，高中毕业一年后的我，就成了社会底层的文化人。但我自己总有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文化辅导员的所谓半脱产，就是一半在文化站工作，一半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半拿工资，一半拿工分。说它是干部，因它毕竟是公社政府机构里的一个群众文化的管理指导岗位。我的工作说是半脱产，而实际上是全脱产。只是工资15元\/月，而我所在的生产队虽然每月看不到我出工的人影，但必须在我家的记工簿上记上我半个月的工分。
所谓文化站辅导员，就是抓基层民众的文化工作。
在那个政治高压的时代，公社文化站里的文化辅导员，主要是如何组织开展好全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活动。按理说，广义的文化涵盖政治，再狭义一点的文化可以和政治分开。而我们文化站所经营的文化，只是政治的附属品。把对政治的宣传，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表现出来。
在站里，我和幼教专干两个人没有明确分工，抓文化、抓幼教一起来。那时侯重文化而轻幼教，因当时的幼教在农村才刚刚萌生，条件的局限使其只能在一种提倡鼓励阶段。所以幼教专干周老师反而帮我干得多。
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到一个点（生产大队）上，根据上级的要求和公社政治宣传的意图，着力推动这个点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组织起这个点的“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并负责他们的文艺节目编排和辅导。我一到站里报到后，就跟随公社党委分工宣教的覃昌再委员和幼教专干周仲卿老师一起，下到我们公社的高岭大队蹲点，具体组织指导落实这里的群众文化工作。我们迅速在这个大队组织起了10多名文艺青年组成的“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建立了大队的《政治报刊阅览室》。还把会乐器的、锣鼓的、秧歌的乡村老艺人也拉进文艺宣传队里，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服务，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也不时地下到各个生产队，尽可能地指导开展一些小型的有革命意义的文化活动。比如大合唱、小快板、顺口溜、唱山歌等等。
回想起当时乡村的文艺宣传，还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蹲点的那个大队的10多名文艺青年，白天分别参加着各自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集中在大队部，一起排练着文艺节目。一个大队的漂亮帅气的男女青年每天晚上能有这种形式集聚在一起，他们有着说不出的高兴，脸上写满了喜悦和兴奋。因而排练节目的乐趣十分浓烈，看不到一丁点儿白天一整天的劳动带给他们的疲劳。他们在我的指挥、辅导下，排练着政治需要的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男女青年的对目相望，手牵手背搭背的起舞欢歌，彼此感应着青春的信息和魔力。所以排练节目的积极性，根本就不需要我去调动。
我在这个基层文化点上，是借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一日三餐在那里吃饭交着伙食费。白天，编辑、收集、整理着节目内容，有时也参加一些我住的那个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就是那支“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组织者和辅导员。工作中没有碰到人为的障碍。
我们排练的节目，形式多样，有板有眼。为当地群众的演出，博得不少喝彩。每年全公社组织一、两次文艺汇演，这支业余的队伍、这帮业余的演员，那就是大显身手的时候。有时还代表公社拉出去进行一些慰问演出。因此，高岭大队的文化活动名气在全县也挂了号。
当然我不能完全蹲在点上，其他的生产大队也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