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在我刚启蒙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一件很有味的事。因为它让我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1+1=2是怎么累计的。后来又知道禾苗是怎么成熟的。
然而读了两三年的书，又开始厌倦起来，因为我感觉好像被套进了球笼，捆住了手脚，失去了野性。
于是，我曾一度放弃。
于是：
白日里，在那大人的劳场扬起着锄头，以致没了力气；
深夜里，在那村野的田埂追捕着青蛙，以致没了方向；
大山里，在那满蓬的草丛跟踪着野兔，以致没了路迹。
于是，父亲指着我：
“该死的，你这么没用，给我去读书！”
我七岁半才开始读书。好像那时规定要年满七岁，因为师资力量和校舍条件都有限。那时的小学也不容易正规和完全，有一所学校只有两三个班的，也有一个教室同时有两个班级的。所以，在中学以前读书的我，成了跳蚤，一会儿在这里吸马的血，一会儿在那里吸牛的血。
我启蒙的学校，是我们村的桃垭小学，离我家大约三公里远。这所学校的房舍，是解放后由郝家峪的郝家祠堂充公而成。只有一、二年级两个班级。我的启蒙老师杨德周——我的远房哥哥，其学历水平也是初中未毕业。试问：这样的学校怎么会是一所学校呢？可是，竟然硬是一所学校！毕竟，它比私塾进了一步。第一年的读书，我就在这里“拜堂”，并开启了我“呀呀学语”之门。
第二年，我父亲就把我转到了我们村隔壁乡的黄泥桥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完全小学，离我家大约有四公里远。这所学校的校舍也是解放后没收当地一户地主的大院而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班级多，学生多，老师多，质量好，远近闻名。我跨进这所小学，就像一只刚换奶的小羊羔跟上了大队伍的羊群，贪婪在青绿的草原中啃嚼。可是好景不长，在这儿只读了一年半的时候，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教科书也许有草原枯萎的季节，书包里只有《毛主席语录》，黑板上书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老师被动和无奈的热情，是启发和鼓动我们这些学生，笔划并张贴痛批老师和校领导的《大字报》。学校里熄灭了“朗朗”书声，燃爆了“揪揪”吼声；抛开了孔孟算计，唤醒着革命打斗。毛主席在大都——北京城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我在小学——黄泥桥的校园里，和千万个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站在一起，张贴着《我的第N张大字报》。我写的大字报，虽然鸡毛蒜皮，三言两语，文不对题，字不成体，但是心里是一种懵里懵懂的过瘾和开心，表现的是得意的成就感。记得，我要写“我对老师有三点意见”，非要写成是“我对老师有三大罪状”，以显示我批判老师不留情，下手狠，结果闹出的是笑话。可是，也就在这一年的这个学期里，我产生了厌学的情绪，进而还真休学了几个月。
第三年下学期开学的时候，正是我休学后的无所适从，迫使了我父亲对我读书的催促，于是我又转回桃垭小学，重新报名读起书来。那时候的这所学校已经有了四个班级。课桌上除了《毛主席语录》外，又有了新的年级教科书。校园里刮起的口诛笔划的大字报风潮，在透过乌云射出的一线阳光下，变得缓和一些。教室，犹如小小的池塘，水面的波漪翻不起大浪。而卷走的书声，也像隐藏在微微摇摆飘动的柳枝丛中的知了，稀稀拉拉的鸣叫着。在这里读到四年，结束了我初小的生涯。在这个时间段里，小学还开展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比如，学校的课间操，变成了跳“忠字舞”——《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普遍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被加入进小学生“毛（泽东）主席思想文艺小节目”的排演和演出，等等。哼哼，一个时代的戏谑，让我们这些儿童乐不可支、心花怒放，可又莫名其妙。
第五年升到乡（人民公社）办高小——甘堰小学读书。相距我家有六公里之遥，于是读书的路越走越远。本来在这里要读两年的高小，结果只读了一年的时候，国家说什么“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即：乡办高小要普及到村办，并取消初小和高小之分，实行新的小学五年制；乡普及初中乃至高中，学制各为两年；招收新生也由秋季改为春季。于是我又转回桃垭小学重读一个学期的五年级。
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向毛主席的“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的晨读，学生一跨进教室门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对毛主席挂像图，举起你的右手，向毛主席请示：
“毛主席：我昨天梦见鬼啦，我一定忠于您”。一个学生忠实地请示着；
“毛主席：我今天追一只小鸟耽搁了，我向您请罪”。又一个学生忠实地请示着。
当一放学，每个学生要迈出校门的时候，又一一站在毛主席的挂像前，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今天回家我去掏鸟窝”；
“毛主席，明天放假我去捡（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