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岭门徒的那段时候，是被控制了吗？
但此刻的我又一次想起了虎青岚的生存斗争论，动物也有斗争心的行为，一个印度的电影里，就描述过一头大象如何去追杀仇人。从理论上说，复仇是一种生存斗争的方式，其直接目的是消除灾害源，其间接效应是使潜在的灾害源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使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获得安全的生存环境。然而，人类不会如此直白。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这些处事方针，都是生存竞争技巧中的自我保护措施，对于受伤害者来说，报仇雪恨需要积蓄力量和等待时机，与侵害者进行斗争也要讲究策略；此外，所谓“十年不晚”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不要为了报仇而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事实上，从生存角度考虑，作恶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生存环境之中；因此，行恶去伤害他人，实质上也是在伤害自己。
从纯粹客观的角度来说，人类之间的伤害事件不过是一种生存斗争；只不过人类生存斗争是无处不有。静寂之中仍然蕴藏着激烈竞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以弱者的血来使自己变的更强。虽然不认同，但是此时的我淡淡的感觉到了自我意识的波动，潜意识内隐隐有了些什么变化，是啊，对于一个自尊自强的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心灵上将他击败；他可能遭受外来的伤害，却不会遭受自我的伤害；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一个种群无上限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堪称是最强的能力也不为过。因为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知道变得有多‘强’的‘能力’的福，人类的灵智也被最大限度的开启了。于是，就像是死循环一般，上古先民感到痛，期待着变强，以胜利治愈伤痕，感到痛，变强，治愈……周而复始，直到成为万物之灵。这种生存斗争法便具有积极的伟大的意义，这也是人类最光辉的品德之一。
虎青岚还说了什么？她似乎是说，虽然，我们仍习惯于按伤害事件的是非曲直进行分类，诸如坏人对好人的伤害，好人对坏人的惩罚，好人对好人的伤害，坏人对坏人的伤害，等等。有趣的是，越是现实的当前的事件，人们越要追究其是非曲直；而对于历史上的事件，人们更注重的是其产生的影响，对它们的是非曲直则不大重视。例如，中国人奉炎黄二帝为自己的共同先祖，因而不大愿意追究炎黄之战中的是非曲直；或者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因为那是一场最早被记录下来的血脉集体之间的战争，那时的人们似乎更喜欢用战争的手段去认识对方。
譬如刘禅即即刘备的儿子阿斗与李煜都是亡国之君，刘禅的蜀国被魏所灭，李煜的南唐为宋所灭，显然他们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评论他们之所以亡国的原因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却不能说他们是正义的或反动的。有趣的是，这两位亡国之君，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态去应付亡国后的生活。刘禅降魏后，被封为安乐公，他毫无亡国之恨和亡国之辱，反而整日高高兴兴直落个“乐不思蜀”，既不用操劳国事，又可以安享人间欢乐；魏国君臣也很满意，谁也不担心刘禅会谋反作乱复国。李煜，世称李后主，公元961年登基为南唐国君，纵情声色、诛杀忠良，以致国危无人可用，于公元975年肉袒出城降宋，被封为违命侯，后改封陇西郡公。
李煜降宋后，仍十分留恋往日的君王生活，常悔恨自责而彻夜长叹，三年后被赐死。用有良心历史学家的话说，李煜降宋，有助于国家重新统一，并避免了众多军民的无谓伤亡和大量物质财富的破坏，应当说是顺乎潮流之举。从生存的角度来说，李煜是个多情善感追求人间欢乐的人，但他过于留恋君王的欢乐，而不甘于享受公候的欢乐，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能上不能下的为官心态，结果郁郁寡欢并引起宋国君臣猜忌而命绝。虎青岚说，我们没有必要评论刘禅和李煜亡国后行为的是非优劣，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行为。如果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那么刘禅“乐不思蜀”则无可厚非；如果生存的目的是为了情感的抒发，那么李煜的哀痛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李煜在三年亡国生活中，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词佳句，诸如“人生愁恨何能免，**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其中，最能寄托李煜情感的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彻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据传，李煜写好这首词之后，便教歌伎排练演唱，并于他生日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在开封的寓居里即时为违命侯，宴饮奏乐，歌伎演唱的《虞美人》声闻于外即古人的诗词，特别是词，都可配乐歌唱，相当于今日的歌词。
此事被宋太宗知道后，遂生了要寻机处死李煜的念头。我们今天看来，宋太宗实在是过虑而又残酷绝情；李煜不过是抒发情感，并没有作乱复国的念头和行动即也不具备相应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