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霜天竞自由”的秋天。作者创作的秋景词《沁园春?长沙》，历来备受世人推崇，这是一首别具特色的秋之歌。该词脱尽了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其绚丽多彩的湘江秋景、壮阔高远的深秋境界，引领读者去感受诗人的博大。万山红遍，一派壮丽秋景，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作者的博大情怀和革命的豪情壮志，从而使其独步诗坛，《沁园春。长沙》便是其中之一首。
温树汉见有人能如此恰当地接过他的话题且能生发开来，犹如俞伯牙遇钟子期，兴冲冲地走了过来，紧紧地握着笔者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温树汉恢复情绪后，兴致勃勃地又说：“五四运动”爆发，作者立即响应北京学生的行动，带头组织成立了《湘江评论》周刊，擎起文化这个战斗武器，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滚滚洪流之中。《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更是凭借这本四开四版的小报刊的平台，鲜明地张扬起自己的革命文化主张，陆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很快成为一名宣传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斗士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后的20多年里，作者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武装的缔造者之一和主要军事领袖，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与敌人生死决战的残酷战争中，但由于他骨子里的“革命文化情结”，心中始终不忘另一条战线——风云变幻的文化战线。在南征北战的枪林弹雨里，他“指点江山”；在马背上、窑洞里，他“激扬文字”，关注“文化同行者”的种种心迹与表现。
“在当时的文化文艺界，什么人对作者的影响最深？”我不由自主地问。
温树汉不假思索地答道：这个时期，影响作者最深的当算鲁迅。作者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鲁迅：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五个“最”，让鲁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高峰上。百年来，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一座无法超越的高峰，与作者对他的肯定与评价有直接关系。
回顾作者波澜壮阔的一生，前瞻文化发展之势，温树汉感慨良多：红军长征结束后到达陕北，作者已成为党内的领袖。在窑洞里，一面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作战于抗日前线，一面不时地思考文化思想战线的种种“冷暖”。
任何时代的文化，总是带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痕迹，这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批经典作品，同样携带着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作者“双百方针”影响下所产生的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字里行间所呈现的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历史应当给予它们必须的肯定和敬意，更何况其中有许多作品至今我们读来依然可以从中吸收丰富的艺术养分。
该诗作者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具有划时代价值的文艺观点和思想：他坚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他首次提出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才有了今天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确立了“双百方针”，重视各种形式的文化表现方式，在文化中做到不片面化，不极端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他始终把文化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地位，避免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性……
作者的文化思想是一笔宝贵财富，在他的一生中，中国文化实现了近现代的转变，我们应该把他文化思想的精髓继承和发扬开来。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交融越来越紧密，改革开放更是给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最后，温树汉背诵了作者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来结束我们的这次聊天。
那次下乡调研，本来要谈的是养鸡方面的话题，为何会谈到了文化文艺界的话题且还特有兴致？而温树汉又为什么会用作者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来作为结束语？事后，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笔者几次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事隔多年后才仿然大悟。原来，世间万事万物，冥冥中好似早有安排似的：
2002年，新兴县党政机构改革，正当同事们看到提拔任用笔者的公示，都在议论笔者将接任县委调研室主任职位的时候，意外的人事任命如当头一泼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