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组茶叶公司，并筹办了茶叶加工厂。具体工作由镇教育组勤工俭学辅导员负责。茶叶公司集中收购全镇中小学茶叶并进行加工。原来学校粗加工的茶叶，出售价格一般在五元左右，深加工后，价格高的在一百元以上，最低的也有二十几元，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既增加了学校收入，也减轻了老师与学生的负担，并从某种程度上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现状。
第三个工作重点是大胆开展职业教育实验。
唐河镇有六所初中，每年有七百多名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继续学习的不到一百人。有六百多名初中毕业生失去学习机会。这一部份人大致两个去向。一是回乡务农；一是外出打工。不管是回乡务农，还是外出打工，都不合适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一般都在15岁左右，还处于身体发育阶段。回乡务农，他们年龄小，身体弱，干不了体力活，顶多是帮家里人干些手脚活。外出务工，年龄小，不好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没有一技之长，也是干体力活。而实际上是初中毕业后的一两年内都处于游手好闲的状态。这群人，学校不会管；家长管不了；社会无人管。很容易感染一些恶习陋俗，这对家庭和社会都是隐患。如果能让这部分初中毕业生再进行一至两年的职业技术教育，这对学生本人、家庭、社会，都是一件有百益、无一害的善事。基于这种想法，我组建了职业教育实验领导小组，并以唐河镇初级中学为基地，开设了职业教育实验班。全镇招收初中毕业生，不分应届与往届，只要是初中毕业生就行。当年招收学生60名，分机械、农技两个专业，并配备了专职教师。
第二个学期开学，也就是1988年9月份，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胡组长找我谈话，告诉我，他的调令发下来了。他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我说：“这是好事啊！恭贺你！”他阴沉地望着我说：“我已经和教育局请示过，我不去县教育上班，留任唐河镇教育组工作，局长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我说：“这更好！，有老组长领导工作，我们更有信心！”胡组长接着说：“我准备近期召开校长会，对本学期工作谈谈看法。”我接着说：“同意！什么时候开会，您下通知！”于是，说了些闲话，我离开了胡组长。
我知道，胡组长说这些话给我听，是告诉我接下来的工作由他主持，没有我什么事情了！我只是奇怪教育局对人事工作当儿戏一样，说不去，就不去了！认真想，其实，也不奇怪。我们的胡组长，他索要的职务是县教育局人事科长，而还有一位有背景的人也看重了县教育局人事科长的职务。这位看重县教育局人事科长职务的人，他的背景是县组织部部长。县组织部部长是他的老同学，并信誓旦旦的承诺过。而且县教育局人事科长的任职通知书，由县组织部下达。在僵持了一个多学期后，县组织部终于下达了任职通知书。任命县组织部部长的同学为县教育局人事科长。我们的胡组长任命为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用胡组长的话说：“这是官高一级压死人。胡组长的后台是教育局局长，局长现管人事科长，但没有任命权。所以承诺了胡组长，却兑不了现。但局长也有自己的权威，那就是你县组织部有任免权，可以下达任命书；我教育局有执行权，我抗旨不尊，那位被任命为县教育局人事科长的老兄也因此不能到岗。胡组长的等待落了空，就耍性子，不去就职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一职。这又应验了“县官不如现管”的古训。他们当官的斗气；有背景的斗狠。只是害苦了我们这些只知道努力工作而没有关系的老实人！
胡组长继续主持工作后，对于我的三大改革，继承了两项。其中之一是干部任命他没有动。其实，胡组长自己清楚，这新上任的一批校长都是业务过得硬，工作有冲劲的年轻骨干教师。对于新上任的校长，他们心里也清楚得很。他们现在的胡组长就是未来的胡科长，跟着这样一位组长干，干出成绩来，自然有奔头。后来，这批人都成了县教育界响当当的领导。镇中徐政斌校长后来升任教育局局长，镇小向端明校长调任县实验小学校长，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升任人事科长，接任胡组长。还有两位校长分别任市重点中学校长和市五中校长。有一次，我对时任教育局局长开玩笑说，你如今所重用的校长，都是我当年在唐河镇选拔的新秀。
其中之二是继承了我办勤工俭学的思路，因为茶叶公司、茶叶加工厂让他尝到了甜头。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他放弃了。在胡组长看来，这是没有影子的事情，是吃力不讨好！
我配合胡组长工作了两年，两年基本上是靠边站。于是我申请调动工作，县教育局不同意。经再三申请，1990年，县组织部调我到乡镇工作。胡组长在我离开不久，也如愿以偿地坐到了县教育局人事科长的椅子上。我走之前，县教育局召开了欢送会，教育局领导在会上说：“纪组长教育思想明确，境界高，看得远，虽然只主持一个学期的工作，但做了不少具体事情！”
这一段经历，我称之为“诡异”！为什么称之为“诡异”呢？是因为县教育局原拟任我为另外一个乡镇教育组组长，而胡组长认为我正派，做我的工作，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