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办公后，二十几个老师，分成三桌，七八个老师围着一盆狗肉，大块朵颐。男老师还会来两口“农家乐”（农民自酿的谷酒）。整个活动，持续两个多小时。大家边吃边聊。聊工作、聊学生、聊家庭、聊生活。大家吃得大汗淋漓，年轻人率先脱掉了棉衣。大家吃得开心，也聊得开心！只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无论怎样，也掩饰不住各自的欢乐。大家都偷着乐，乐在心里！这是生活中最享受的欢乐！我虽然不便插嘴（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但我确实快乐，如过年一般的快乐！不！比过年还快乐，如进了天堂！与家里比，不但生活有了改善，更重要的是离开了是非的纷扰。作为民办老师，每月还有六块钱的生活补贴。六块钱，是我家一年都难得见到的巨款。这巨款，我一部分用来买牙膏、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其余的都变成了父亲纸烟消费。
我也有惶恐的时候，那时，教育正在批十七年教育回潮，批师道尊严。社会不太重视教育，但重视农业。每年，有两次农忙假，民办老师照例要回本队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我能当上民办老师是校长与村副书记的信任，而本队那些贫雇农、土改根子是一肚子火。他们到处告状，希望把我拉下来，让他们的孩子顶上，都被校长顶住了。所以，我回生产队组织学生支农，他们就百般刁难！一方面不让他们的孩子出来，一方面到处告状，说我工作能力差，组织不了学生。还说我劳动观点差，借机不参加劳动。每次支农结束，村支书在总结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我也就听之任之，还自我安慰说，总算没有点名，多少给了点面子。对于这样的事情，校长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只是私下对我说：“你也不容易！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你们生产队里对你以及对你家的态度。你也不要当真。有时，人，还真得认命！”我没有做声，只是默默点头。我心里感激这位心胸开阔的校长。
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校长找我深谈了一次。他对我说：“有本事是一个人的本钱。一个人只有有本事，才可以在一个单位立足。你看，与你带平行班的一（二）班老师，她小学还没有毕业，是速师班培训后出来当老师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年级教得好，家长信任她，在全公社都名气很大！毕业班那位语文老师，亲生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高官，被政府枪毙了，跟着继父生活。按政策，是不会让他当老师的。但人家是老牌高中毕业生，有水平，书教得好，现在也没有人有意见。再看近年中师毕业的那位女老师，家里有背景，推荐上了中师。但毕业后，适应不了工作，经常被学生从教室里赶了出来。最后，连她自己都没有胆量走进教室。现在只能让他做总务，专管发工资。学校虽然不会辞掉她，实际上，她也自知日子不好过！这些人都是你的镜子，平时，用这些镜子多照照自己，趁现在年轻，好好地学习一点东西。国家是不会长时期这么乱的，社会也是不会长时期这么乱的，教育也不会长时期这么乱，学校也不会长时期这么没规矩！一旦走上正规，有本事的人，才有前程！”校长这番话，使我终身受益。只是我没有听懂校长还没说破的那些话。所以，后来由于年轻气盛，才摔了重重的跤，这是后话！
1976年，粉粹“四人帮”集团，全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为了适应教育飞速发展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各村小学都戴帽子—开设初中班。
新学期伊始，校长让我带初一（一）班语文，兼班主任。消息一经传出，除了学校老师有些惊讶外，社会上的惊讶有甚于学校。他们认为一个初中毕业生去教初中，教得好吗？特别是学生家长，他们有的找到校长，对校长说：“纪老师本身只有初中毕业，而且是最近几年毕业的。尽管他在学校成绩好，但毕竟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让他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放心！”校长说：“你们不放心，我能理解！到底能不能教好你们的孩子，等一段时间再说！”无论家长怎么说，校长就是抱定一条，不更改学校安排。后来一部分家长找到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要求副书记就此事向学校施加压力。副书记找到校长，征求校长意见。校长还是抱定决定一旦形成就不更改了。并对副书记说：“现在，你不让人家试一试，怎么知道人家不行呢！”开学初，班上乱了一阵，都嚷嚷要转班，后来慢慢平息下来。后来，反而有学生要求转到我们班来。期末考试，我们学校一年级的语文成绩在全公社名列前茅。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好于另一个班。校长在全校期末总结大会上说：“这次全公社统考，我们学校初一语文成绩名列前茅。”留言止于事实，校长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闲言啐语失去了市场。
古人说：有伯乐，才有千里马。我不是千里马，但是校长是伯乐。他给了一匹再平常不过的小马，一个广阔奔驰的原野，让小马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成就了小马的千里之梦！
1978年，高考改革，由推荐上大学改为考试选拔人才。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机遇。当时，有很多好心人建议我报考大学，我很识趣，我知道自己的状况。一个勤工俭学时代毕业的初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