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找他当年一起学艺的师兄、师弟，才凑齐一百元，交给工作队。这时，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又生事端，说我们家一下子能拿出一百元来，就说明我家有钱，是故意装穷！于是，工作队又找到我爷爷。我爷爷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对他们说：“我这些钱都是江北那些师兄师弟借给我的，他们手里都有我的借条，你们可以派人去调查！”后来，工作队真的派人去调查，事情得到证实，那些运动积极分子才消停下来！
这件事情后，我爷爷、奶奶、我母亲、我、我妹妹都流着眼泪求我父亲，辞掉生产队副队长，安心做个社员，让一家人安宁，但运动一过，父亲又忘记了伤痛，又干起了那件让家人不得安宁的买卖！
我只能说，我父亲麻木了！他极度的麻木了！麻木到不知道什么叫伤害、不知道自己受到过伤害！他更不知道给家人带来多少伤害！他每天拼命地抽烟，一天两三包，也许是以此麻木自己！那时，最差的烟，是9分钱一包，是“经济’牌的；再好一点的，是一角三分钱一包，是“城乡”牌的；再好一点的，是一角五分钱一包，是“大公鸡”牌的。我父亲长年抽的是“大公鸡”牌的，一角五分钱一包，一天两三包。如果是一天两包，就要三毛钱；如果是一天三包就要四毛五分钱。这是什么概念呢？当年，我父亲、母亲劳动一天还挣不回四毛钱！，我父亲不管这些，他只是要抽烟。家里根本没有钱供他抽烟，都是拿鸡蛋去换烟。那时，鸡又不能多养，多养了，会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家里大概养了七八只鸡，下蛋高峰期，每天有四五个鸡蛋，每天探鸡窝最勤快的是我奶奶与我父亲。我奶奶要用鸡蛋换盐，我父亲要用鸡蛋换烟。当时，一个鸡蛋五分钱。三个鸡蛋，换一盒“大公鸡”牌香烟。所有的鸡蛋都拿去换烟，还不够父亲抽。盐，当时也是一毛五分钱一斤，三个鸡蛋，换一斤盐。有时，换了烟，就没有换盐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全家人宁可不吃盐，也要保证父亲能换回烟，供他抽。要不然，全家人就会跟着倒霉。我家的椅子，缺胳膊、少腿的，都是父亲没烟抽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踢了的！有时，鸡窝里，只有一个鸡蛋，这时，父亲，拿不下面子了，就让我三妹去换。去的时候多了，我三妹也觉得是件丢人的事，尽管，我三妹当时只有8岁，也不愿去。常常躲到外面，不让父亲找见！在这件事情上，我三妹没少受过父亲的训斥！
有一年，我母亲坐月子，我外婆送来两斤猪肉，我姑妈送来二十个鸡蛋。我们家一年四季，四季一年，都闻不到肉味。见到猪肉，生的，都想吃。可是，母亲却让奶奶做好，孝敬了生产队里的那些“叫鸡公”（不干活，会闹事的人）们！指望那些“叫鸡公”们，平时能帮我父亲一把。只是，有吃有喝时，他们会说些好听的话，一出家门，就忘得一干二净。该闹的时候，照闹不误！
后来，父亲到底做了几年生产队的副队长，给一家人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再也没有人计较了！因为爷爷麻木了！奶奶麻木了！母亲麻木了！我和妹妹们早已麻木了！一家人连求生的本能都麻木了！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
我站在长流河边，宽宽的河面，静静的流水，还有那矗立在河边的巍巍七层宝塔，都纹丝不动！远处，从西北方向滚来一阵阵厚厚的乌云；燕子，从高处使劲地往地下扑，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