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然他们比江海岭更见大局性，战略性，而且在紧贴改革主题上也更见确切些。虽说，江海岭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没有和市场意识相关的先进的管理理念，最终也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头来也会是白化了大把的本钱，但最终感到，一样就创立创新型企业而言，江海岭他们所表达的，无疑还是多了些牵强附会的成份。
李沛文很赞同田池霖的意见，觉得他分析得很正确，然而，李沛文却将眉头皱拢得更紧了，好像在挤压出他心头也有的困惑与不安，因为他观察到，而且统计也表明了，尽管如此，但不知怎么，员工们恰恰对江海岭的理解，接受和支持度，显然比何以然还是要稍多一点，更加积极一点。他问田池霖，对这个现实倾向问题，就其实质，我们该怎么向上级领导汇报好呢？
对这一问，田池霖进一步分析认为：
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田池霖说时，还示意李沛文一起向一侧，倒在地上的一截树段走去，并边走边继续分析道：一是，市场经济毕竟已经搞了几十年了，大家对江海岭的观点因十分熟悉，自然很好理解，当然接受。何以然向先进科技积极冲刺的意见，对此，不需作任何的解释，大家也是能理解，可接受的。然而，对高原提出的，建立资本循环把握体制和生产力的发展体制，这种全新的，关于制度创新上的先进理论，很多人就非常不明白。他们说，这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讲的话，可是，我们是工人，我们又不是经济学家，对我们来谈这些理论，我们哪里弄得明白！
李沛文一听此言，也即表示，是呀，是呀，在与一些员工讨论时，是也有不少的人跟我也是这么讲的呀。
顺着李沛文所言，田池霖则说起自己的深有体味的话：
其实，《资本论》是本马克思为工人阶级写的，揭示，并剖析了劳动者怎么被资本吮吸血汗问题的书，恩格斯说，它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当然，我们又不是吸工人血汗的资本代理人，我们与工人们是同一体，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增值所需，以及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状态，是客观存在着的嘛，由此看来，我认为，高原的提议不仅仅十分正确，而且极其的深刻，有远见，但就是不能被大家能领会到而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而群众性的运动，又必须依靠他们的广泛理解，积极支持，以及全力参与，面对改革中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
这与你讲的，《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但我们就是看不懂是一样的道理嗳。李沛文也即谈了自己由此所作的比较，而得出的切实感触。
而后，田池霖又为李沛文讲解了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江海岭所讲的创新改革可给大家带来多少的利益问题。就此而言，他不说，凭经验，大家还是能有所预测到的。”正谈论着，二人来到倒地的树段前一起坐下，“可是，高原的创新改革结果会怎样？大家心里实在没底。于是能理解，接受，支持他的，相比较自然也就少啦。我觉得马克思说的，‘人们的一切奋斗，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这倒是一句很经典的话。一般来讲，人们也总是在，先能预见到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然后才会愿意行动起来，愿意积极参与进来的嘛。”
“可是依我看，虽然现在支持高原的人并不很多，但我认为他的体制改革思想确实是很深刻的。有没有用，不能以眼前成不成熟，或者暂时支持的人有多少作唯一衡量的标准。要想说明这个问题，就以电影的发展作证实吧。比如现在，人们不是在创造立体电影，数字电影吗，但电影刚刚诞生时，人们看到〈工厂的大门〉外，火车朝自己头上压过来时惊骇得狂奔着，要逃命了，因而电影一时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如果当时电影真被最低级的幼稚反对成功了，真的被扼杀尽了，那么，不要谈后来的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创造立体电影和数字电影的基础呢？类似的原始的幼稚现象，要举例是太多了，所以这其实是个，应该怎么看待新生事物，或者应该怎么接受新的理论观念的问题嘛。但当要对这样的问题去做讲解时，我们又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就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说服的能力。”李沛文话说至此，真觉还有千言万语的论证话要讲。
对于这番的言论，田池霖即深表赞同：老李，我很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但现在，社会上衡量人才的普遍依据还是只在于文凭。
一说到文凭现象，李沛文又有一番无奈的感叹：这样，问题就又来了——，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没有足够的文凭，而有足够文凭的，却常常极其缺乏创造性思维，那该怎么办？
对此，田池霖作起进一步的剖析：这个矛盾在说明什么样的性质呢？文凭的高低，总是由考查掌握了多少所读的书本知识而决定的，而书本知识，实际都是以往历史性的，或是将成为历史性的基础知识。而我们事业的开拓与社会的推进，必须依靠的，却是——要具有未来意识的创造性的思维。对创造性思维而言，仅仅具有高学历文凭所证实了的，以往的基础知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的，倒是如高原所十分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