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教育，批判汉奸文化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顾仰轩完全无语了，刘真的思绪，仍象游艇两边唰唰流淌着的湖水似的。他说:“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为李陵辨白，对后世的汉奸文化影响甚深，至少有三个方面。”顾仰轩虽不说话，却是聚精会神，认真在听。刘真掰着指头继续说道：“这其一，是叛国投敌都是迫不得已，应当给予同情。司马迁写李陵投降前的情形，尽管并未身临其境，却凭着文学想象和主观臆恻，把战况的险恶和李陵的苦撑，喧染得淋漓尽致。在惜字如金的司马迁笔下，却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李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而且，内无箭矢，外无援兵，‘事已无可奈何’，唯有举手投降了。就是为李陵投降作一个铺垫，以博得后世人的同情和肯定。诚然，没见过哪个叛徒汉奸，在局面大好时投降的。因为，毕竟摇尾乞怜于昔日对手膝下，也不是一件快活的事儿。然而，身处逆境，是不是就必然导致叛变投降呢？显然不是。就以也为司马迁大加褒溢的苏武为例。李陵投降匈奴之前，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单于威逼利诱，逼其投降，苏武誓死不从。单于百般折磨他，孤身一人被流放到北海，常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非人的生活。李陵投降后，还去劝降苏武。然而，苏武与李陵不是一路人，自始至终不肯降敌。可见，一个人的品德节操，才是降敌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力战后降敌，也是叛国投敌，不能改变其汉奸卖国贼的性质。贪生怕死的叛徒行径必须受到谴责。”刘真声调激昂，似乎司马迁就在眼前似的，他往下说道:“这其二，是为国叛国，投敌诈降。司马迁掩饰李陵叛国投敌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就是说，李陵投降匈奴是去当内应，选择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顾仰轩插进话来，问道：“事实果真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吗？”刘真回答道：“司马迁没写，历史事实是，虽然，司马迁称李陵诈降纯属主观臆断，但汉武帝还是比较谨慎，起初并没有为难李陵家属，对为汉奸说话的司马迁也只是暂时关起来，并未加刑。汉武帝是想看看李陵在匈奴有什么举动，会不会真如司马迁说的‘伺机报汉’。等了一年多，结果，令汉武帝异常失望。”顾仰轩问道：“你怎么知道汉武帝对李陵大失所望了？”刘真回答道：“班固在<<汉书>>中是这么记载的，‘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杇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刘真继续叙述道：“汉武帝判处满门抄斩李陵家族的同时，判处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以腐刑。家人被杀后，李陵更断了归汉之念。匈奴单于慕李陵世代将门，对他颇为赏识，把自己的女儿跖跋氏许配于他，招李陵为附马，还让其做了匈奴右校王，<<汉书>>说，李陵‘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李陵降敌九年后，李广利再次率军攻入匈奴。单于派李陵率三万多匈奴骑兵，反击‘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阵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汉武帝死后，汉朝使节告知李陵，新皇即位，大赦天下，他已经能够归汉了。可李陵却说‘大丈夫不能再辱’，拒绝回到汉朝，最后终了于匈奴。”刘真归纳道:“李陵的一生说明，一个人胸中没有国家民族和人民，只顾自己的生存，是不会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的。然而，司马迁为李陵编造的这个投降理由，却对后世影响甚远，就连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理论，都能看到司马迁的影子。”顾仰轩终于开口说道:“你今天的见解，对于我来说，还真是闻所未闻，耳目一新。你把它写出来，教委教材编写组正在为宣传部编写爱国主义教育大纲，我让他们看看，能不能吸收进去。”刘真说:“你先听我把这段读史心得说完。司马迁挟私成史、美化汉奸遣下的另一个流毒是，功高掩过，瑕不掩玉。正如王船山先生讲的，‘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写李陵，却连篇累赘，大讲特讲李陵的祖父李广，说到李陵的叛国投敌轻描淡写，却费尽心机为李陵评功摆好，并且武断地评论道‘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现代大汉奸褚民谊之流接受司法审判时，大讲特讲过去追随国父建功立业，企图将功折罪，学的也是司马迁这段手法;当下，有些文章介绍****，津津乐道于他过去的战功战史，却闭口不提他叛国投敌，他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渐渐的已不是叛徒、卖国贼，而是民族英雄、革命功臣了。这些以功掩过，冲淡变节投敌恶劣性质的行径，其思想渊源盖出<<史记>>。”刘真湖上论史涉及的历史典籍，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顾仰轩也都读过，但刘真谈的问题，顾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