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翻开<<报任安书>>，朗声念道：“‘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循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
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北首争死敌。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读罢这一段，刘真发表见解道：:“遍翻古书，找不到司马迁与李陵深交的文字记载，所以，无从确定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叛将辯护的动机，但以当时汉代的风气而言，他这番说词，却是严重的不合事宜，不啻是为叛国行为张目。汉武帝如果认可司马迁的荒诞言论，那无疑是为武将战败降敌开了通行证。如此一来，谁还会为国家死战沙场？”顾仰轩听得入神，刘真仍滔滔不绝地说着：“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司马迁鼠目寸光，只看到李陵一人一事，却不顾及自己身为中书令的言论，对全军士气和社会忠义之风的消极影响。相比之下，倒是汉武帝高瞻远嘱，目光锐利，一眼洞穿了司马迁为叛将张目的负面影响。所以，不容司马迁说完，就断然将其投入监狱，果断将朝延之上的投降主义扼杀在萌芽之中，堪称大事不糊塗，无比英明。”顾仰轩又犯了以往的毛病，不仅忘了自己来招降说项的事情，而且，也跟着进入到了对这段历史公案的思考和评判中。他问道：“这么说来，几千年来流行的司马迁遭受不白之冤的公论站不住脚了？”刘真道:“是这样。很显然，司马迁受宫刑被阉割后，他的声誉已和李陵绑在了一起。为李陵喊冤，就是为自己申冤。或者说，要洗白自己得先洗白李陵。这位文豪，借助手中的生花妙笔，把汉奸李陵塑造成义勇双全的忠臣良将，叛国投敌，也是叛的有理，投的无罪。后来人读了，自然得出结论，太史公在朝堂上为李陵辫护，是仗义执言;汉武帝惩罚司马迁，是刚愎自用，滥杀无辜。毫无疑问，司马迁对李陵和李陵事件的记述，是非曲直是被完全颠倒了。”刘真继续分析道:“由于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巨大成功以及<<史记>>这本宏篇巨著所包含的高远意旨，后人尤其是读史人，都犹如高山仰止一般敬仰这位太史公，几乎没有人对这位历史巨人的评判有过责疑。可以这么说，爱屋及鸟，李陵这个铁杆汉奸，所以为后人追捧，完全是沾了司马迁的光。”顾仰轩慨叹道：“我真服了你了，两千年，没一个人对司马迁说过一个不字，你刘真能破这个先例！”刘真纠正道:“你说的不对。后世历代直到现今，受太史公所惑，大多数人是未能看清历史真相，史者，论者，甚至还有些戏剧家，都对李陵持同情态度。但也有一些人能客观求证，从被扭曲的历史陈迹中超脱出来，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譬述，有些涉猎，知道有<<读通鉴论>>这本书，可惜没读过。船山先生怎么说的？”刘真道：“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架上读过这本书，有点印象。那天，去图书馆，再读，觉得王扶之写得太精彩了。”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张折叠着的纸，打开后，对顾仰轩说道：“我把他这段精彩论述抄回来了，我念给你听听。”刘真看着顾仰轩一脸期待的神色，摇头晃脑读将起来：“‘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淄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读罢王船山这段文字，刘真似乎也成了王船山，义愤填膺道：“若非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以李陵的所作所为，其声名必如洪承畴、汪精卫之流一样，必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弃，遗臭万年！”
游艇沿着南湖北岸缓缓驶近东大堤，又掉转船头沿东大堤往南驶去。刘真也把思绪从历史的纠葛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他说道:“叛徒汉奸为世人所不齿，于公义所不容，其要害，在于为一己之苟活偷安，而弃国家民族于不顾。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大节所在。诚如船山先生所说‘大节丧，则余无可浣’。现在有些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大言不惭，甘当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摆错了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一己私利所惑。也与我们这个国家自司马迁以来，对汉奸文化、汉奸意识批判清算不够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