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道：“不错，用到林媛媛身上挺贴切。”又问道:“你认识她吗？”刘真回答：“我怎么认识她！天下弱女子都是这样吧，如同芦花一般，节操如竹，却饱受凌辱。”顾仰轩调侃道:“人家是多情常被无情恼，你是多情空向无情说。”顾仰轩仍在端详着手中的词稿，忽然，发出疑问道:“哎，你这词牌用的不对呀！宋人程大昌早就说过，‘<<六州歌头>>本是鼓吹曲，音调悲壮，不与艳词同科。’你这是典型的艳词，违反常情啦。”刘真也笑了：“我也纳闷，我这大脑子里装的<<六州歌头>>，如李冠的<<秦之草昧>>，贺铸的<<少年侠气>>，张孝祥的<<长淮望断>>，都是悲壮激越的。不知道，我这小脑子怎么用豪放派的曲牌填进了婉约派的词章？”顾仰轩一语双关道:“你这脑子真是有问题。”游艇驶到北岸，右拐向东驶去。初冬的暖日照射下，湖坂上轻柔的芦花，随风飘荡，一浪赶着一浪的摇晃着，如同古战场上那一波又一波的旌旗似的。刘真欣赏着这芦荡秋色，好似进入了儿时特别沉迷的小儿书<<雁翎队>>中的情景似的，一条小船，一把驳壳枪，一抬大杆儿，跟鬼子在湖上周旋。一忽儿冲出芦苇丛袭击鬼子的巡逻船，一忽儿又飞进深不可测的芦苇荡。想起儿时每每看到兴奋无比，仿佛自己也头扎块白毛巾，腰插匣子枪，站在如箭飞驰的船头，与雁翎队的英雄们并肩战斗。但无论如何，当年是不会想到在一个芦花丛中救起一个佳人来的。顾仰轩也沉迷在这芦荡美景中了，一边欣赏，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道：“芦苇风鸣秋色静，道似无情却有情……”。游艇在钓鱼台前停留了一会儿，二人又说起了林媛媛。顾仰轩说道:“说起来，这林媛媛比秦香莲还苦。秦香莲还有一双儿女相依为命，可邹纬天，早就把他这个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提起邹纬天，刘真一扫心中的轻松愉悦。好似正在游园赏景，却一脚踩上了一泡屎似的，龌龊之情陡然而生。刘真毫不隐讳地向顾仰轩说出了自己对邹纬天的看法和评价，并把自己耳闻目睹邹纬天的桩桩劣迹讲述给顾仰轩听。顾仰轩听着，除了摇头便是叹息，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游艇继续前行，快驶到东岸了，顾仰轩一看，游程过去一多半了，谈话还没进入正题。顾仰轩理了理思绪，终于找到了一个话题入口，他问道:“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说的是什么事？？”刘真回答：“<<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写作背景是，纪和二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京城禁卫军北军护军，乱中接到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尽管任安按兵未动，但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獄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在武帝面前讲讲情，以搭救自己。而在此之前，司马迁恰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残遭宫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给任安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这封信，虽然是为着婉转的表达难以说情的原因，但却反映了司马迁文学观、史学观、生死观方面的很重要的思想，是后人硏究<<史记>>和司马迁的重要文章。”顾仰轩因势利导道:“是啊，李陵兵败降敌，司马迁还斗胆直言，为他说公道话，而且李陵迫不得已委身匈奴，并未影响后世对他忠臣良将历史地位的评价。”刘真说道:“我就是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才重翻史书的。依我看，这段公案得改写，司马迁写李陵，既不客观，也不公正，不顾国家民族大义，有私心！”顾仰轩惊诧道:“你刘真胆子真够大，敢向太史公叫板，翻案翻到两千年前去了！”刘真道:“我倒不是为着翻历史旧案，我是看到，时下，汉奸猖獗，买办盛行，叛徒不耻！联想到中华民族历史上，每遇外敌入侵，既有无数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也出现了许多贪生怕死苟活偷安的叛徒汉奸。这种民族劣根性若不剪除，将是中华民族的永远病痛。”顾仰轩不解道:“叛徒汉奸与司马迁有什么关系？”刘真道:“中国历史上，为汉奸歌功颂德鸣不平的第一人是司马迁。正因为司马迁在中国知识界的崇高声望，因而一直影响了后人对以李陵为标杆的汉奸形象的评判。这个恶劣后果，司马迁当时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但却是真真切切，有史为据的。”说到这里，刘真拿出<<报任安书>>，说道:“你看，李陵叛国降敌后，汉武帝震怒，朝野一片哗然，群臣惊诧于一向以忠义誉满名门的飞将军李广之后，竞如此的贪生怕死，对其辱国行为愤愤不巳。在这种情形下，司马迁却跳出来大唱反调，为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行径编造借口，大加开脱。”顾仰轩质疑道：“不大可能吧？司马迁乃忠义之人，怎么可能对****叛将歌功颂德？”刘真道：“你不信？我念给你听听，你看司马迁是怎么评价李陵叛国投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