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得到肯定答复后，刘真告诉顾仰轩:“这本书中译本刚出版，我的军校老师王同归教授就给我邮寄来一本，要求我至少读四遍以后，写一篇读后感寄给他。”顾仰轩说道:“这本书我也正在看，王老师为什么要求至少读四遍呢？”刘真说道:“这本书我还真读了三遍，第四遍正在读，读一遍有一遍的感受。读第一遍的时候，对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究竞要说什么完全是一头雾水，读第二遍的时候理出点头绪来，但脑子里却攒了一堆困惑，托克维尔论述大革命的必然性，却又对革命提出了叩问和犹疑;他用阶级分析解释历史，但他又认为历史的希望不在阶级的相互斗争，而在阶级的相互照料和合作;他一方面热情讴歌了大革命中群众的热情，却又蔑视群众，害怕群众，从不认为群众可以扮演积极的历史角色;他对社会制度的观察和思考，看不出有什么立场和好恶，他不认为任何一种制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又不拒绝思考任何一种制度中蕴含的使人过上好生话的机会;他反对专制包括专制下的专横权力，却又在各种制度里指认虚假的自由，认为专横权力常用的手段，就是为自己披戴上虚假的自由;他对未来，他憧憬，他忧虑，却决不下必定如何的断语。这种困惑和悖论在书中俯拾皆是。”顾仰轩点头称是，“有同感，有同感。”他说，“我倒是没有像你那样一遍一遍的反复看，但是读着读着不由自主地老要回头。作者对一个问题的描述，往往是开始的立意与最后的结论不相符合。本来黑白分明的世界，读着读着却变得模糊起来。本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又会变得疑问丛生。本来不成问题的偏又生出问题来。要弄个明白，就得回头再读再琢磨再思考。”刘真继续道:“我是读了第三遍才咂出点味道来。感觉托克维尔不愧是大师，他不是那种热衷于提供操作手册的政治学家，也不是那种好为人师的历史学家，只是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叙述着法国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他是带着困惑展开，却不提出解决困惑的方案。正因为阅读引发的对这一系列困惑的思考，才使得我们追忆历史、剖析历史、学习历史有了现实的意义。”对刘真的分析和感慨，顾仰轩深表赞同。他告诉刘真，他也是参加党校函授硏究生自学考试，为提交论文而阅读这本史学著作的。他问刘真:“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刘真笑了笑，回答道:“还没动笔，但是题目和研究方向有了。”顾仰轩谦谦身子道:“说说，讨论讨论，我跟你合作，一稿两用。”刘真自谦道:“那我就班门弄斧啦！”顾仰轩笑笑，刘真说道:“我拟的题目是‘疯狂的愚昧与愚眛的疯狂’。想通过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史学著作，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作一比较。重点想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作出分析，并对今天的中国引出有益的警示。”顾仰轩静静地听着，刘真回答完了，却仍目不转睛地专注着刘真。半晌，方喃喃道:“文化大革命这个命题太敏感，碰不得。”转念，又问道:“文化大革命，党的中央全会有了决议的呀，再翻这个烧饼有意义吗?”刘真认真回答道:“不是翻烧饼。作为党员，不仅要在政治态度上，而且要在思想认识上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保持一致，而且我的家庭也深受其害，我的生父生母养父养母都因为文革而无辜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哪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都应当否定。问题是，对这样一场给国家造成****、给无数人造成伤害、给党和党的领袖蒙羞、至今还在千百万人心中留下各种各样创伤的政治运动，不认真地加以解剖透析，找出病之源毒之在，只是简单一句话否定了，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吧！”顾仰轩明白了刘真的意图，赞许道:“你是想做托克维尔在法国做的事情，有意义！”刘真道:“受能力和条件限制，我们可能做不到托克维尔那样全面、那样系统、那样具体、那样深刻而又形象生动，但至少以一窥之见把自己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感或心结解开，也未尝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顾仰轩也被带进了刘真的思考中，问道:“有具体思路了吗?”刘真叙述道:“就象前面说到的，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过程中，生出许多困感。对照联想中国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又叠加产生出新的困惑。比方说，大革命是像神仙呼风唤雨一般横空出世的吗?还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成因。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罗列了大量史料，条分缕析证明了，它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数亿之众心甘情愿投入其中，毫无胁迫裹挟之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大戏的登台上演，若无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仅仅归结为某个人、某个集团的人为操弄，是解释不通的。又比方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悖论，就是何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何以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四五十年间，法国经济一直快速稳定增长，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