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
“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还有一次，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时秋。
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
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
“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的文坛，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
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徐至摩家境优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为名士的资本；郁达浮家道败落，难免愤世嫉俗，颓废彷徨，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
其实，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只要具有真性情，不虚伪，便可以结交。
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在上海，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