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吃了阵苦头；但他并不委靡气馁，而是观风测云，从各式各样报纸、广播、传单的时尚口号和“红宝书”的字里行间苦心摸索对付办法，居然于厂里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中闻到合适气候，在受批挨斗的当权派中第一个站出来“亮相”，先后抛出支持以张达功为首造反派的“站队声明”，并主动向张达功交出一份足足二十页的“捡查交代书”，既用痛心疾首的调子放大自己“受走资派蒙蔽”的罪名，又以无限上纲的语气揭发老厂长的“修正主义面目”，果然得到造反派的赞赏，不仅给多年的同事和上司施以沉重棒击，而且得以自身出牛棚获解放，以“革命干部”身份进入厂革委会，成为“红色新政权”的当家头目。自此以后，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似虎归山，呼风唤雨大显身手——他以贫农的出身、光彩的资历、高谈的理论和精当的权谋，赢得那些资历浅薄思想幼稚的造反派职工们的拥戴，将张达功、石洪等几个“新生力量”紧紧捏在手心里，随自己的指挥棒转。他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制订了“不准外出串联，同社会上邦派斗争保持距离，严格遵守生产管理条例”的新厂规，排除四面八方纷乱局势的冲击和干扰，创造出本单位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充分显示了优越的治厂能力。他借造反派之手，抓住王勤和有个在台湾军队当官的表叔曾经给他写过书信的“反动社会关系”，狠挖猛批“历史反革命”久不放手，自然而然地阻挠了老厂长的政策落实。他在厂革委会主持“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文革政治运动中大造声势虚晃刀枪，在名正言顺地批斗惩罚那些出身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个人历史上犯过错误存在污点的“阶级敌人”的同时，着重在干部队伍中上下株连旁敲侧击，巧设各种名目，分别不同对象，既用调动、批判、压制、吓唬等手段来排除异已，又用入党、提干、升职、表扬等手法培植亲信；而这一切行动又是在先打后拉、或抑或扬、软硬兼施、狠婉并举的巧妙摆布中实现的——因此，不仅以强有力的铁腕统治不断地巩固着自已的权力宝座，而且用高明的政治手腕和精到的理论口号在全厂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中为自己树立起可敬可畏的形象。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后的文革末期，拖了多年的王勤和专案终于在上级行政部门干预下审查澄清，老厂长得以平反复职；此时，文革中诞生之“革委会权力机构”已废止重回党政权力运行机制，他虽然又屈居副职，表面看起来似乎权位逆转，对老厂长貌似谦恭，而实际上全厂上下的党政事务和人事实权仍然牢牢地握在手中，没有他明里暗里拍板是谁也难以施行的。到了粉碎“四人邦”，十年浩劫虽如一场恶梦云消雾散，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又来到眼前，本来，作为文革第一受害者，老厂长完全可以发动群众批查和清算他及其造反派头目之“极左路线代表人物”****篡权的罪行；但他却紧紧抓住老厂长政治上诚实软弱的特点，依然凭借头脑的敏锐和手腕的高明，率先写捡讨做捡查，带头狠批“四人帮”，掌握运动主导权，其后又巧设迷魂阵，从曾于“批林批孔运劝”中为首贴过批判厂党委大字报和上讲台骂过他的壮年职工刘忠才等一批“反潮流战士”身上开刀，定下“邦派骨干”的罪名，举办软禁式“学习班”强制批判审查，并策动领导班子成员将老厂长复职后提拔刘忠才技术职务的行政行为上纲上线至“同情反潮流，破坏党团结”的黑帽子，在党委内部进行批判迫其捡讨，又一次达到了既转移目标躲避罪责又鞭笞政敌消除隐患的双倍功效，并给自己脸面抹上“反对四人邦立场坚定”的漂亮油彩。不久之后，又逢市建委组建建材工业局新机构，在关局长亲自筹划和物色局机关干部人才时，他精明妙算，通过私人关系策动局党组副书记大力推荐，将文革中吃尽苦头身心交瘁的老厂长王勤和上调离厂，从而彻底地搬掉身边的“绊脚石”，终于稳坐上厂党委书记第一把手的宝座。
汤炳权是幸运的。在他近三十年的人生历程中，虽然自力更生举步维艰，一路走来并不轻松，但毕竟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越过一个又一个阶梯，登上力所能及和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峰，真可谓青云直上踌躇满志了。可是，即便如此，在他的内心，也并非完美无缺一片光明，还隐藏着一点遗憾和不满足之处。
如今，唯一使他感到隐屈和不爽的，是局领导在宣布他的新职位时，除让他重任厂党委书记要职外，却在兼任厂长职位前边加上“代理”二字，且至老厂长离任一年多之久的当下，还一直把正式厂长的职位空缺着暂不理会，使得他绞尽脑汁也一时估摸不出其中的“领导意图”来。这个稍离常规的现象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不过，他从来不把这种对上级领导的猜疑和不满公开显露出来。时至近日，在闻知局里要任命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担任新厂长后，他似乎才自我察觉出一些“领导意图”——其一，这反映出上级领导对自己的任职才能尚未到绝对信任之程度；其二，这意味着自己今后的掌权道路上又将遭遇一个新对手——这使他内心加大了既委屈又惊恐的难言之隐。为此，近日来，他通过对局党组郑副书记的密友探访，察知了曾有为的简历，这才如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