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建筑，成本有增无减，造成年年经营亏损，全靠吃电厂补贴费过日子；可生产不正常，计划完不成，电厂废渣堆积如山没处放，尽让人家打屁股。这几年，全厂经济指标连续下跌，连职工的奖金都发不出，先进厂变成了落后厂，年年受上级通报批评，干部们焦头烂额，工人们怨气冲天，日子真不好过呀。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真该接受勒令停产处分，后果可严重啦！”
“情况有那么严重？连你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厂长也治不了这个难题吗？”
“难哪！新产品上马那阵子，我还在‘五七干校’养猪，一点也不知道。七五年底平反复职，我曾经也想尽办法钻技术，拚着老命想把新产品搞上去，可是不行呀！老脑瓜碰上新事物，原来那套老砖瓦技术根本用不上，厂里又缺少懂行的技术人才，干部缺乏专业知识，工人缺乏科学文化，只好瞎指挥瞎折腾，真像老虎上大树，有劲使不上。我没把新产品搞上去，有愧于党，有愧于国家，这辈子都是个莫大的遗憾呀！”
王勤和执厂长大印二十几年，从来没受过如此沉重的挫折。在新产品面前的败阵，是促使他撤离战斗岗位的重大原因，并成了他的一大心病。诚然，按常理来说，他在砖瓦厂埋头苦干这许多年头，处处尽忠守职，工作出色成绩卓著，新产品的一时难以正常运转有着多方面因素，不是哪一个人负得了责任的，也没有哪个领导部门追究过他的责任，但他自身时时在内心作自我审判，不得安宁。虽然如今已退出第一线屈居局机关，却并不能消除这块心病，相反，更加重了心灵的痛苦，总象是给党和国家欠下一大笔债似的，藏着一种深沉的负疚感。他是个心肠诚厚的人，对贡献不善于夸夸其谈，对缺陷更无能遮遮掩掩。他为自己的力不胜任而羞愧，更希望有一位能力强才干高的同志来挑起这副被自己撂下的重担，早日把新产品搞上去。此刻，他面对眼前这位年纪和资历尚显浅薄的接班人，顾不得面子和荣辱，坦率地陈述弊端，真诚地谴责自身，将满腔期望寄托在这位年轻人身上。
曾有为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眼前坐着的这位前任厂长，不愧是位资历深厚劳苦功高的老前辈，初次相识便一见如故，毫无保留地敝开胸襟，这使他肃然起敬。他如晚辈聆听长辈的教诲，一言一语用心铭记。他从老厂长的言语中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即将担负的工作的意义和困难，心中泛起一股面临神圣使命的严肃感和紧迫感。
这个重要话题还未说完。
“新产品的问题确实严重，关局长也向我介绍过。可是，咱们这么家大工厂，干了这么些年头，难道连一个懂行的技术人才也没有吗？”
“出人才，难呀！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市里不少，咱砖瓦工业是工艺最落后的行业，总捞不到一个名额；生产科就那么一个中专毕业的技术员，专业不对口，只能搞搞机械描图和设备捡修；工人中间也发现个把人才，可政治问题纠缠不清，发现得了也发挥不出来。”
“没有专门知识，不懂科学技术，要搞好生产不容易，要搞现代化就更困难。老厂长，我看，如何发现人才和尊重人才，这是个关键问题、紧迫问题，你说是吗？”
“是啊，是啊，你完全说的对。这是个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和紧迫问题！”
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作为一位专管生产经营的企业家，王勤和何尝不重视？五十年代末，原在省建工学院当讲师的一个右派分子曾经下放来厂改造，拖着病弱的身体钻窑洞干苦活。他知晓知识分子的价值，曾建议借到厂部生产科使用，却遭到领导班子异口同声的严厉批驳而作罢。他不死心，独自悄悄地登门拜访促膝谈心。讲师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凭着渊博的专业知识，只是谨慎地给他出了个小小的主意，便一下子改掉粘土砖外燃烧的旧工艺，采用先进的“热卡配料法”，利用电厂废煤渣生产内燃砖，取得优质高产低煤耗的重大成果。可惜，那年头，在用人的问题上，阶级路绒和政治思想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定法则，让右派分子发挥作用，谁有这个胆量和权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位高校讲师在窑洞里拖垮身子，调离了厂。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曾看中一个念过高中的青年制瓦工，力排众议，把他调来生产科做产品质量捡验员。经过技术培训，小伙子聪明才智大发挥，一手创建化验室，一面搞质捡一面搞科研，后来，还为新产品开机试产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这个青年人生性耿直，当过造反派和反潮流战士，不合时宜地攻击和冒犯过一些领导干部，就成了政治运动的靶子，先后两次被书记汤炳权下令逐出化验室，又让他白费了心血。在这举国崇尚“政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这轻视文化、妒贤嫉能的社会环境中，要提拔或培养出人才，有多难呀！王勤和本想将自己几经碰壁的经历说给曾有为听，但一想到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习惯性地犹豫起来，以至于把就要出口的话语咽回肚里去了。
此时，曾有为又把对话转到另一个新的话题上去。
“老厂长，你再谈谈咱们厂领导班子的情况吧。”
“领导班子？……唔，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