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胡闹，我们就不客气了。”大佛团长说话慢条斯理，显得有理有节，极具方寸。最后，大佛团长反问了一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原来虎虎生威的这帮人，现在却如被抓的小偷，垂着头，目不正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出事的连队处于团部的南面，连队职工来自于当地的水浸区，属于水浸移民，与当地村民本是同一个姓，同一个祖宗。在进行的一切宗族活动，他们都相聚在一起参加。当年在进行土地划割时，地界清楚，手续完备，不存在争议。建场十多年了，土地已种上了作物，现已可收成。但地头蛇却以祖宗地为由，经常出来阻挠，不准职工在此生产。所种植的橡胶，不是拔，就是砍。因此，引发了一次次的流血事件。
从现场归来，大佛团长总觉得难平。听说从建场到现在，附近的几个生产连队，均与地头蛇发生过打斗，打伤职工无数，伤残多人。同时还依仗他们人多势众，会武工，还与附近的村庄发生过多次打斗，被打死打伤的人不在少数。但政府就是奈何不了他，并多次组织队伍到公社大院围攻公社干部。因此，政府只要提到他，便担惊受怕，处处避让。
这个小小的地头蛇，算个什么，敢于在这里逞凶作恶的，真的岂有此理，不制服这个地头，天无宁日，地无平安。大佛团长越想越火，于是，造访了当地政府。
大佛团长劲直地找到了龚发利门下：“龚书记呀，那天我们接到连队的求援，在我们南面那个连队，附近有个地痞，组织本村的群众，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打伤了我们三名职工。于是我火了，亲自到现场察看情况。地痞果然来了，一到现场见人便打，十分凶残。我们的梁科长出手相助，才救了我们的职工。现在，受伤的职工还在医院里住着，不知道是否有生命危险。你看此事应如何处理？”
“地痞毕竟是一名普通群众，管他做什么呢？你们也应该教育一下自己的职工，叫他们克制一下嘛。你们工人阶级，应该听党的话，与一般群众对打就不对了。至于那个地痞，我们也拿他没有办法呀！”龚发利反其道而行之，发泄了对兵团职工不满。
“难道工人阶级听党的话，就可以任人打吗？他们明明跑到我们的山上打人，我们的工人是在那里正常工作的呀，我看此事不能就此不了了之啊。如果听之任之，国家的法律还管什么用呀？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的呀？”大佛团长越说越激动。
“那你说该怎样处理？”龚发利反问起来。
“我说很简单，赔偿药费，然后就是抓人！”大佛团长说起话来，理直气壮，不留半点余地。
“哎呀，我说团长呀，你还不知道做人难吗？难道你说抓就抓吗？谁敢进去抓人呀？那里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地方。”龚发利说。
“如果你说不敢进去抓人，那好，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见了那个地痞就抓，我就不相信制不了他。待我抓到那个地痞以及那些打人者，由我们亲手交给县公检法，看他们敢不处理！”大佛团长步步紧迫，寸步不让。
听到大佛团长如此一说，立即激起了龚发利的深思，这时他不得不考虑那个万一。他想：万一这些部队的一旦较真起来，带领那些当兵的进村抓人，然后把他们交到县府衙门去，那岂不是等于将自己关进了狱牢？到时还不知道会闹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于是，他开始婉转地说：“团长呀，我看这样，此事待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处理再告诉你们好吗！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
“那也好，但你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说完，大佛团长拂手而去。
过了几天，大佛团长发现龚发利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又一次出现在龚发利办公室的门头上。本来他自知，大佛团长历来做事的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他也曾想出去躲避几天，待风头过后再回来。但想不到大佛团长的动作是如此之快，连一个喘息的机会都不给。一见面，大佛团长连一个招呼也不打，便开门见山地说：“龚书记呀，前几天那件事处理得怎样了？有结果了吗？”
“此事呢，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下，我们决定要他们对被打的伤者赔偿必要的医药费，不过我们还没有时间与那些肇事者见面。可是我也听说你们的职工也打伤了他们几个，你看应该怎样处理？”龚发利反问地说。
“打架双方死伤难免。但在这里，必须分清正当防卫与恶意侵犯的界线，否则就无法可依了，更没有伦理道德了。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工地上，就如一个毛贼进入私人的家里打劫，而被户主打伤一样，难道还要户主给毛贼赔药费吗？这就岂有此理了！”大佛团长气鼓鼓的说。
“啊，此事算了，我们不要在这里论长道短的。此事就这样，由我们去追他们赔偿药费吧！”龚发利无可奈何地说。
“听说此人无恶不作，建场十多年来，在工地发生打斗已十多次。依我看，逢恶必惩，违法必究。如果就这样赔一些药费了事，那么天下必将无宁日。你们的工作也不好做啊！你说是吗？”大佛团长的讲话，更加体现出治恶的必要性。
“老实说，那个地痞对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