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周光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他们选择在一个平坦的山坡，拉起了帐篷，在那里办公。其实在工地上也没有多少公好办，只是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落脚点，一张办公桌，两个暧水壶，一个电饭煲，专供他们午晚两餐做饭之用。一旦工地上有什么事，人们就到这里找他们。一天，周光刚从工地回来，罗带大队的大队长到这里找周光反映情况，说罗带村由于公路通过时利益不均，为修路造成困难，要他出头去协助处理。
罗带村共有社员3000多人，分成5个生产队，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山地上，基本上是一个山坡一条村，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队。道路经过时，居住在铜鼓岭的生产队，距离大村较远，而安排经过的道路则要占用他们一亩多的耕地。可是道路却不能直接进入他们的居住地，于是他们需要走一里多的小路才可进入公路。所以在规划时，生产队提出了反对，要求改道修路。但经过现场规划，要不凿山而过，要不拐一个三公里的大弯而过。这里山高险要，要避开农田修路就必须打洞。如果绕道而行，必须在高耸的山边，通过劈山，才能开道前进，其工程在以十倍的数目增大。经过大队出面，进行几个来回的动员，社员的思想始终无法统一，所以进行中的工程，又一次被推到了悬崖边。
摆在规划办公室面前的是：要开路，必须首先要趟过社员的心路。于是，周光决定进入到村里去，每个生产队选出10位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在第二生产队的队部进行。那时，各个生产队的会议室，留作社员开会与记工分之用，所以不算宽敞。平时生产队开会时，只要不刮风下雨，就选择在地堂里进行，因为那里开阔，空气好。
周光到这里的工作，数下来也有几个年头了。他从别处调到这里时，由上级派人专门护送到这里的。如果说是押送吧，手脚没戴缭铐；如果说是派人护送吧，周光的头上已套上了一个惊人的帽子。说白了，属于监护性质而来。到了单位后，主管部门专门对周光的使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周光还算老实，从校门到社会大门，这里虽然不同于城市，但一切却又是那样新奇与新鲜。因此，所到之处，处处是学问，虚心好学与尊重民俗，成为他面前的一道坎，所以事必躬亲。由于好学，自然交了不少朋友。对于当地客家方言，他基本可以听懂，表达程度也可达50%。如当地人说的吃东西，现在他可以直接说“吃野；”普通话说的“你们”，他可以直接说“尔丁”；普通话说的“我们”，他可以直接说“涯丁”等。到了座谈会的现场，人群中，突然闪现一位身材高大、戴着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立即引起一阵啧啧的赞叹。几位年轻的女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乡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传承着家业。不要说大学生没见过，就是初中毕业的男子，也不会蹲在乡下受这般的苦。现在，一位身材高大的白面书生出现在她们的面前，简直是一位白马皇子的降临。一双双丹凤眼，如个个炮弹，在朝着周光的身上扫射而来，使坐在周光两旁的人，都主动地隔开一个身位来，以免那炽热的目光会把他们烫伤。当凌来福把周光介绍给大家时，在座的无不投来了敬佩的目光。
座谈会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
“铜鼓岭生产队提出共修一条路直通他们生产队，此事我看行。我们世代共处一起，名义上为铜鼓岭生产队修路，其实也是在为我们修了一条直通铜鼓岭生产队的路。因为我们来往不断，何必分你我呢。”年事较高的彪叔说出了一句公道的话。
“我们都是自己修自己的路，为什么你们铜鼓岭生产队，要我们帮你们修路呢？我看不太合适吧！”第一生产队的叶良说。
经叶良如此一说，在座的一时骚动起来。因此，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起来。这时，坐在一旁的铜鼓岭生产队的代表陈大明终于发话了。他说：“大家修路，大家得益，直通村门的公路也要我们一起修，而通了公路，而我们门前无路，合理吗？如果大家不同意共同修一条直通我们生产队门口的路，那通往村门口的那条公路，我们也不参加修建了。还有就是，修路需要占用我们生产队一亩多地，现在我们也不同意让出。”陈大明的话语一出，立即把会议镇住了，从而又一次把问题推向了深渊。
“乡亲呀！你们知道我来自何方吗？我是从东北的吉林省远道而来的。为了给子孙后代修出一条阳光道，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图的又是什么？这次我受领导的委托，出来为大家规划修路。路通了，大家得益，大家享受。说不定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对我而言，我什么利益也得不到，我得的，只有劳动与汗水的付出。在道路面前，计算不出谁得利益多或谁得利益少，这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公路，大家所有，得益于子孙后代。只有道路通了，才能改变我们自己！你们都知道啦，木楼寨大队发生的学生食物中毒事件，这就是道路不通造成的。如果道路通了，不用十分钟急救车便可到达，学生得到及时抢救，就不至于发生那样的惨剧了。但路不通，背着小孩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医院。你们说，修路对谁有利与无利呢？乡亲们呀！我们都要把目光放远点，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