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也大不一样，北方式的乐观在她听来成了对南方精神的蔑视。迪森果然如他自己说的不会讨人欢心，简直可以说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典型了。她本想在心里狠狠嘲笑迪森一通来报复他刚才的挑衅，但是她知道一个男人说心里话是多不容易，尤其是对着一个女人（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她此时更加无所适从）。在他们敞开心扉的时候最不能表示的就是听而不闻和冷嘲热讽，那无异于判了男人的真诚和尊严——不是死刑，却是更残酷的终身监禁。她在迪森面前向来不屑于也不用伪装自己的表情，于是这种即使被翻旧账也并不浓厚的恨意交织着她天性中对别人无限关怀的心理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她的脸上，迪森也看到了。
“可是在我眼前，面对着那么多鲜活的尸体，就是前一秒钟还是活生生的人，后一秒种就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不管是敌人还是战友，都让我实在怀疑战争是不是能结束。一个人跟我再亲近，但在耳朵边跟我说这种话也就成了笑话，多少次都一样。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你。”他收回目光自顾自地讲着自己的话，却让兰莉的心海再次波澜陡升。
“在战场上，一个人见多了死亡，心也就慢慢麻木了，人成了一架机器，去杀自己的同类，不杀他们自己就要被他们杀。为了活下去，只能不把同类看成同类，不是自相残杀是为正义而战，于是杀人这么一件平日里了不得的罪过也就变得平常了。可是夜深人静没有战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战争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迪森又绕开了她，讲起战争来了。她本来对这种已经过去的打打杀杀没兴趣，但是她没有离开，因为她也不明白这件事是为什么：在南方的时候没人告诉她，几封家人的阵亡通知书和一个破碎的家让她恨死了战争；在北方的时候她也不懂，北方人难懂的口音和胜利者的态度让她懒得听他们唾沫四溅的啰嗦；再回到南方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她的同胞们却已经忘了原因——也许他们从没记得过，只记得他们为邦联做过的失败的努力，那种激动她变得无法理解；现在，她又回到了北方，静下心来，听一个她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人告诉她这个她想了十几年也不明白的问题。她想了解它，只为了以后永远不再遇见它。
“是你们的绅士先挑起的这场战争，可是我们北方这边也有不少同样狂热鼓吹战争的演说家。政治家们就是一群衣着光鲜的骗子，可是受骗的人里头不乏聪明人。战争和林肯先生没关系，解放黑奴也不是他身为政治家的本意。尽管作为个人，他高尚的人格让他无法容忍在自由之地还有如此落后的获取自由的方式。南方的绅士是自由的，建立在三千万黑奴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所谓自由，这自由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也注定是长久不了的。因为自由本身就不是依靠剥夺别人的自由来维持的。”兰莉倒觉得他此时像是一个正在煽动选民的“衣着光鲜的骗子”，虽然她也承认，迪森的话说的对，南方人挑起了战争，他们上了演说家的当，林肯先生很愿意和南方讲和，但是战争开始之前黑奴的生活怎么样南方的正派人有目共睹，战争结束以后又变得怎么样更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