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其实，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这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喂，你这个自称为‘朕’的暹罗小丫头，我教教你，听好了，历史，说好听点，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直白点，她更是‘半点朱唇万人尝’的一个女表子，谁有能力谁就可以任意强女****，老百姓只有被洗脑的份。肉体奴役和精神奴役哪个更合乎统治者的利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答案是什么？站在现实的角度看，五六里说成三十里，又能算得了什么？小丫头，
博古通今的本官来给你分说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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