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那，杭州究竟是盛世？还是乱世？是灾年？还是丰年？本宫记得，在苏轼当时说杭州遭灾，并伸手要钱粮时，侍御史贾易、杨畏、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提醒我们，情况不实，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现在看来，王木木所言，所言非虚。一个城市、地区，灾否，如果苏轼自说自话骗我们，我们并不能发觉。在这个年代，知道到底灾不灾的百姓，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流转的公文在写些什么，所以，说一套，做一套的事，完全可能。而后人又只是依前人的记载为准，后人纪载的是前人说的一套，哪知当时的实情。当后人也成了前人时，历史彷佛就定型了。只可惜，苏堤不是橡皮筋，它静静地躺在西湖中，倔强并客观地在晒着自已，让后人的后人的再后人来步量自已。
母后，王木木提醒得对，你看苏轼，他每到一地，就变着法儿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政策。现在在杭州的苏轼，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两浙路很大，包括浙江、江南、安徽、江西，这是大宋最富裕的一块地方。这里，有‘苏杭’两个‘天堂’；这里，有富饶的‘杭嘉湖’三角洲；这里，有‘苏常熟，天下足’。无论如何想不通，苏轼抱着金饭碗，还要向朝廷‘乞’。其，毫无责任感，不思努力奋斗，啃爹啃朝廷，纨绔加无赖，可见一斑。如果大宋全国知州都这样来伸手，我们做皇帝的怎么办？如果富甲天下的两浙一直要伸手，别的州府应该怎样过日子？
母后，王木木说了，眼下的杭州不但不是路有冻死骨的荒时暴月，相反，在三潭印月，酒喝三坛；在苏堤，肉吃东坡大肉。这在老百姓完全是丰年时过年才能有的生活水平。
母后，王木木还很不齿别人说苏轼‘勤政为民’。王木木的意思是，苏轼第一次去杭时，外放令已下，苏不想走，‘自此留京师几一载’。直赖了一年才去杭州。这事，吏部最清楚了，苏轼这种，上，目无领导，下，目无百姓，他还‘勤政’？他还‘为民’？
母后，说起苏轼这一赖皮的事，我记忆犹新。因为，那年，他终于决心去杭州当通判后，一路南行。途中，还狂玩，在泗州，作《泗州僧伽塔》。又去灌酒欧阳修，而且还是花酒，在颍州，苏轼‘插花起舞为公寿’，欧阳修‘醉后剧谈犹激烈’，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险些跌进湖中，以至苏轼走了不久，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嘿嘿，怪不得王木木要不齿苏轼，苏轼这人，只能就玩伴，不能作同事！
母后，你知晓否？‘于政无术’的苏轼到杭后，玩和尚，玩小妞，玩名士。他‘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在‘山水佳处’，‘群妓毕集’，酒足饭饱后，‘营妓皆出境而迎’，‘每客一舟’，‘各领数妓任其所适’，去哪，干啥，形式，过程，一切随意。爽完后，再‘鸣锣以集’，‘极欢而罢’，‘列烛以归’，以至‘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而苏轼领‘千骑骑过’，风头出尽，‘实一时盛事也’。所以，亲民，爱民，要搞清民的概念，在宋，民有士农工商，苏轼的亲民，是亲‘士’与‘女’而已。
母后，王木木说，说苏轼‘勤政为民’，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他一到杭州，不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争省地建设杭州城，多打粮食，多交公粮。反而向朝廷提出减税减赋。他这是在讨好当地人，特别是在讨好当地的大户、仕族。王木木提醒得对，如果，全国知州都不要脸了，只要钱了，我们还能当得了皇帝吗？
母后，王木木说，苏轼此人作为一方老大，他早就宣布过，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亦欲取乐’，玩的也要开心，‘此人之至情也’，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就会国将不国，‘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所以，苏轼的‘勤政为民’，只是其‘太平之盛观’的浮像。苏轼期待的生活是‘万斛船中着美酒’，只是‘与君一生长拍浮’，混日子。苏轼常抱怨：‘公厨十日不生烟’，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非常没有油水，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更望红裙踏筵舞’。
母后，王木木说，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一诗中，说当年玩的爽，‘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yè霜’。但此时‘回首西湖真一梦，灰心霜鬓更休论’。
母后，王木木认为，其实苏轼其时才刚刚四十岁，‘霜鬓’是假，‘灰心’是真。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但又因为胸怀大志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在基层做事，所以精神委靡颓废，‘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这种工作状态，谁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还能真正的整治西湖、大兴水利？
苏轼爱民，爱的是那种民，苏轼的勤政，又是如何呐？对此，苏轼自已亲口承认：自己‘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也就是说，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