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英殿中的争论还在低调而奢华地漫延着。现在，已经逐渐没有了刚开盘时的激烈的对撞，只有满场的窃窃私语和眉目传情，以及以虎视眈眈或沉默寡言的势态在斗气。很多人在等待，在看垂帘后的高太皇太后和向皇太后的态度，以及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的态度，看风使舵，现在风向不明，舵手先打个盹，不忙着使舵。
现在，帘后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两人很矛盾，一方面，王木木一方的观点，早已明白，贬苏的证据多少，只是王木木一方对苏轼的打击的力度的掌控。王木木一方很鄙视苏轼，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另一方面，挺苏的一方，苏粉们明知这次的浆糊搅大了，于理难说，于法不容，形势险恶，前途渺茫。但为了信仰和脸面，为了性命和利益，前仆后继，东扯西拉，还在找说法为苏轼解脱。这些强辩之词，有自相矛盾的，有横蛮耍泼的，有曲线救苏的，还有混淆是非的，颠了倒了说的。
高太太后：“向丫头，我们对苏轼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好的，他学识渊博，天资又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他也擅长书法，精行楷，能创新，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他的画学文同，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他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妙人，如何能如王木木他们这些人所言，是个贪墨虚伪、欺上瞒下的狂妄之徒？我不很理解……”
向太后：“母后，首先，有句话叫‘德才兼备’，也就是说，现实中，有许多人有德无才；也有许多人有才却缺德。所以，一个人才华横溢，不等于他就能洁身自好……”
高太太后：“向丫头，苏轼的诗词不是写得很好吗？苏轼的诗词，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苏轼自出道，中进士，任官吏，后经乌台诗案，现又被重用，他的人生也算坎坷。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本宫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一直赞美不已。本宫想，苏轼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应系学问所致，也系修养所致，更系其真率性情所致。综观苏轼，有人说，他的遭贬，外因是因为党争，从内因看，也是他的性格所致。这是一场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这是苏轼‘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向太后：“母后，世人都说苏轼‘率真’，苏轼真的‘率真’吗？他率真能把五六里的苏堤说成三十里？他率真？那为什么他治西湖之行与其乞开项目时的所言文不对题？要大造其假？所以，儿媳认为，苏轼的率真，只是他在文学上率真；在从政为官时，他并不率真，他先是被官场污染了，后又污染了别人……”
高太太后：“向丫头，你承认苏轼中文才，你不认同苏轼的为官，我都要被你说得有点精神分裂了……”
向太后：“母后，这分裂什么呀？依王木木他们之见，他们认同苏轼的诗品，他们不认同苏轼的官品，统而言之，他们不认可他的人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苏轼是个好的诗人，不是个好的官人，所以，总体上说，他不是个良人。”
高太太后：“是吗？我怎么觉得一个率真的人被你们说得像是狡猾狡猾的？”
向太后：“呵呵，母后，苏轼为官一任，他一向狡猾。就说这次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他做得是好评如潮。说他：1、修井；2、赈灾；3、治病；4、浚湖；5、开河；6、引水。这六条伟迹，与他的大作《苏轼治西湖》相合，而在王木木弹劾的奏章中看，王木木觉得事实并非如此。王木木对这5条有分说：
1、修井事，在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时，他是杭州的通判，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陈襄来杭后，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出水多了点。苏轼马上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结果，被粉苏者吹成‘因法以便民’。其实，其时知州是陈襄，论功绩，任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再说，一般规律，通判与知州的关系都不会好，是天敌，所以，陈襄的功劳不能算是苏轼的。苏轼哗众取宠，以文取事，有偷功之嫌。
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去杭，如其《乞开杭州西湖状》言，需重修六井。那，井是井事，湖是湖事，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粮食、度牒应用于湖事，应专款专用，不应混为一谈，王木木说苏轼如果不是不懂财会，就是涉嫌混水摸鱼。
2、赈灾事，前面说过，说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到杭州时，灾害严重，冬春水涝，之后大旱。王木木的观点，既如此，干吗要乞开西湖？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灾荒年大兴土木，是给灾情雪上加霜。何况，西湖的湮塞又不是心急火燎的事。
母后，王木木他还说，据他观察，杭州并没有大灾情。王木木说，若有，苏轼治西湖时还能募捐到十万两左右的银子？大灾年不赈灾，还募捐？还有，苏轼在售卖书画。中国地主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盛世收书画，乱世买黄金’。苏轼书画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