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心挠肝地想了两天，我也没有发现自己论文的思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它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尽管别人千夫所指，在我眼里却是美艳如花。既然在自己这里找不到任何修改的思路，我便想到求助于学长。
猛然间，我的脑海中蹦出了一个人，那就是同门大师兄。他是我的老乡，留校任教多年，憨厚朴实，平易近人，四十多岁的人，连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而我认识的很多与其同龄的老师都已经是博导了。
但这恰恰是中国高校的真实写照——学术能力与官阶成反比。级别越高的人，往往学术能力越差，因为其精力都放在了官场上，学术都是大权在握后锦上添花的附属品。我这个其貌不扬的大师兄，在导师门下多年，应该比较了解导师的思路，一篇小小的硕士论文，他还不信手拈来？
这样想着，我就约了大师兄出来吃饭。酒酣耳热间，我将论文大纲的底稿呈上，诚惶诚恐地转述了导师将它批得一无是处的冷酷事实，询问大师兄，我是不是应该釜底抽薪，重新选题。
大师兄简单地看了看大纲，又问了我查找资料的范围和未来撰写的思路，沉吟了半天没有说话。我以为问题严重，也默不作声，静静地等着他说话。
少顷，大师兄眉毛一扬，说：“这个选题还可以，思路大体不差，只要略作修改，应该可以过关。”我不禁大喜，连说拜托师兄。两个人又闲扯了些家乡和日常的琐事，这才话别。
当晚，我将论文大纲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大师兄。第二天中午，我就收到了修改后的大纲。我打开看了下，大体的思路没有变，只是将很多词汇改得更为深奥和学术化。我不禁有点胆怯，心说，这样换汤不换药的作法是不是能过关？
我给大师兄打了个电话，与他确认是否已经彻底修改完毕。那边“嘿嘿”地大笑了几声，说没有问题，可以直接拿给导师看了。
我第三次敲开了导师的大门，这次没有辗转反侧的彻夜不眠，也没有战战兢兢的等待宣判，只有一副视死如归、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最后一搏。
导师看了开题报告后，将眼镜摘下，破天荒地正视着我，接下来说的话却又让我懊恼万分：“你是不是请了什么高手帮忙？怎么一夜之间，你的论文就脱胎换骨了？”
我心里面着实为这种学术界避实就虚的风气感到窒息甚至是恶心，明明是一样的思路，一样的脉络，只换了个题目，换了几个名词，就从垃圾变成了有水平的文章。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初坚决不考博士的决定，一个只会讲课背书、咬文嚼字、没有任何实践真知的知识分子，站在讲堂上岂不是误人误己，误国误民？
但现实是，我必须迎合导师的想法，因为他目前为止是我看到的就业形势中最为光明的一条路。我咽了口唾沫，张开由于数次欲言又止而早已疲倦干涸的嘴唇，说：“老师，这是我根据您上次的指点，自己揣摩后修改的。期间咨询了几个上届学长的意见，综合考虑后进行的修订。”
导师破天荒地微微一笑，那笑意闪烁不定，分不清是揶揄还是嘉许。我心里开始默默倒计时，刚准备步入就业正题，导师拿过厚厚的一摞英文资料，说：“听你师姐说，你的英文功底很不错，回去帮我把这个外文资料翻译下吧！”
我怔怔地接在手里，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是否应该趁火打劫地将就业推荐的请求和盘托出。
那一瞬间，我的脑神经超级发达，设想出了多种最坏、最可能的结果：
第一种可能：导师直接拒绝我的请求，和应对我上次请求实习的机会一样，说目前离毕业还早，让我先安心把论文和他刚刚交代给我的翻译任务做好，这是学生的本分。这样的结果是，我断没有回绝的理由，下次再提就业问题的时间又将大大滞后；
第二种可能：导师冠冕堂皇地答应我，会积极协助联系用人单位，但不敢保证时间。而我自然更不会架着老师的脖子说，成还是不成，你倒是给老子个痛快话。最后的结果，我只能被动地等着老头儿恩赐。
第三种可能：导师含糊不清地不做任何承诺，只说有机会自然会帮我积极争取，那我正式就业的时间更是遥遥无期，再张口询问更有威逼的嫌疑，彻底处于被动。
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了一番，我决定以静制动，先把老头儿交代的工作做好，不给导师拖延我的机会。我低眉顺眼地微笑着退出了导师的办公室，转头就在心里把自己狠狠地骂了一顿，“立志要做大事的人啊，连说话的勇气和决心都没有，就业第一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禁沮丧万分，曾经的豪情壮志消失殆尽。一方面，我恨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另一方面，似乎又在心里不断找借口安慰自己：能走出这第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连门都不敢进，连想都不敢想。冥冥之中，似乎我的内心深处也觉得导师就这样简单地给了前景不明的答复也挺好，毕竟，我又可以带着希望躲回自己的壳子里，安稳地度过几周。尽管我知道这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蠢人念头，但仍心甘情愿地困在其中。
这时的老赵和老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