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站得高，看得远，起点很高啊，做哥哥的羡慕你。如果哥哥再年轻个十岁，也有这样的机会该多好啊。”说完后，他一脸的期许与羡慕。
我回过神来，感激地对秦老师说：“大哥，工作的事情事关重大，我回去想想，先理个头绪出来。”
秦老师则继续耐心地嘱咐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下手准备，前途无量啊。”
我神不守舍地离开了校团委办公室，满脑子都是理想和现实的斗争。
这天，谭晶晶有代课任务，直到晚上八点钟授课完毕后才与我见面。我将白天的事情和她说了，她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欢呼雀跃。用她的话说，我终于找到了男子汉可以证明自己的一席之地，有所作为，指日可待。我紧紧地抱着她那兴奋得微微颤抖的身体，却不知道是喜是忧。
晚上，我抽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询问了父母的意见。在我的意料之内，父母很高兴，千叮万嘱让我把握住机会，尽快答复校团委，以免夜长梦多。我知道，他们那些从计划时代走过来的人，对于制度内的体系有着本能的依赖。但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又隐隐地抵触这种老派的观点。我认为自己已经有了独立的想法，应该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我不希望重复老一辈们的足迹。
回到宿舍，我和老赵及老郝躺在床上闲谈，把这事情又大致说了一遍。
老郝愤愤地说：“当官的人前显赫，背后心酸。成天看人家脸色，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不干实事。没意思！”
我本能地觉得这话略显极端，但骨子里带着与生俱来的草根情节，倒也觉得亲切。
老赵则一改往日嬉皮笑脸的本色，凝重地叼着烟卷在黑暗中吸着，半响才沉静地说道：“其实现在毕业生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好工作真得挺难。我的表哥，省美术学院响当当的高材生，在校期间发表的作品得了一堆的奖项，又开画室、又教学生、还办过个人作品的展览，令同届的学生望尘莫及。可临毕业时，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好不容易在偏远地区的三流院校当了个老师。中国人太他~妈多了，你去拉屎的功夫，原来落脚的地方就被人占了。你说你有本事，有理想，可社会不会给你时间去培育本事和理想。中国社会就是个混关系、混脸熟的社会，没有关系，你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没人搭理你。”
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老郝和老赵说的都是事实，但老赵说的事实更迫切，也更有现实意义。我们毕业在即，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本就比同届本科学生晚入社会的我们，该在何处寻觅自身的归宿？我们还有资本可以像那些刚毕业的本科生一样放纵青春、挥霍工作的机会吗？谭晶晶呢？她这么高兴，爱我爱得这么深刻，我忍心让她失望吗？还有我的父母，他们这一生的希望都在我的身上，如果我放弃了这个机会，他们会不会伤心？
转念间，我这两年半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点点滴滴又回放在脑海中：我对每一个企业管理专业课的认真和执着，我工工整整摘抄的两大本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观点及方法，还有我苦练了多年的外语。如果进入省委组织部，这些也许都会荒废，我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做人而不是做事上。
我想着王石，三十多岁创业，四十多岁登山挑战极限，五十多岁成为行业翘楚，不断地拓宽自己生命的边界，探寻人生的意义；我想着乔布斯，从生下来就被亲生的双亲遗弃，白手起家，几经起伏，终于成为硅谷之王。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飞黄腾达、进行商业演讲和布道的慷慨激昂的场景。
我向往从商，希望在一个起点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完成人生的飞跃。但其实很大原因是我的骨子里带着天然的草根阶层的自卑：我一无关系，二无财富，我能依靠的只有我自己的知识和勤奋。而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政府机关里，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官场，我会有出头之日吗？
这点，恐怕连谭晶晶都不曾深刻地体会过。她出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我们学校在那个人才匮乏年代的毕业生。谭晶晶在我们学校研究生的录取及导师的选择上，都在父母的照顾下有了天然进阶的捷径。而她自己，也带着那个阶层特有的理念，带着出奇的理智和冷静。这些在我看来，有的时候甚至是冷漠和无情。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久经考虑，我终于下定了决心，不管前方如何，先坚持理想，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一遭。如果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追求理想的勇气，那我以后还能有出息吗？
我抱定了从商的念头，反而有了一丝崇高的骄傲和自豪。只是一想到谭晶晶，我的骄傲和自豪瞬间又转化为愧疚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