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乐毅之事，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绝救援关羽是孟达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对荆州的覆败就确实负有责任，都投降曹魏了，又何必还在刘备面前喊冤，不明摆着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么？真相只能是：不救援关羽并非孟达之意，但现在他却要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觉得很冤。
孟达的背叛恰逢其时。刘备如果对养子动了恻隐之心，不去追究刘封，那么遭殃的就只有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极有可能被当作控制东三郡不发兵救援荆州的主谋，成为一只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达是扶风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种身份将使刘备烹调起自己来没有多少顾忌。更何况，孟达的好友兼老乡，唯一能在刘备面前替自己说话上话的法正又正好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孤立无援的境况之中，除了投靠他国，孟达没有更好的出路。
诸葛亮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许多年后，有一个蜀国降人跑去跟孟达说：“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对你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回答道：“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意思是：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个“末”，而不是“本”，他不会干你说的那种事情。
相对的，孟达投魏之后，刘封的地位就变得危险了。关羽军团的覆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必须有一个人出来为此负责。本来内定的替罪羊是孟达，但孟达见机较快，溜掉了。孟达降魏又进一步加剧了集团内部的动荡，寻找一个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刘封身上。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头脑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刘封仍然没有醒悟。
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有三条必死的理由：
(1)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2)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3)这一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廖立的“诽谤”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却反而连李严等人都不如，这让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
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
“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邰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很可能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至于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因为廖立这段牢骚被公认存在着脱文，已很难揣测了。
结论：一个偶然的伪命题而已
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天的荆州覆败事件，绝非某个因素单独造就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也并不存在什么针对关羽个人的阴谋计划，当然，一些若隐若现的权力纠葛潜伏在这场战役的前前后后，但并没有任何人在算计关羽本人。
也就是说：这场覆败的背后，没有什么所谓的幕后黑手；但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权力纠葛。蜀汉内部谁在谋害关羽，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罢了。
这是一场由多个偶然性因素和多个必然性因素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结果。
(1)关羽方面。
关羽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说，暂时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耽耽。这一点关羽也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但这也就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2)刘备方面。
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臣属，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