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先生听罢，这才恍然大悟：‘宋哲元这是为保地盘，又打算跟日本人和谈了。那么这个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疯间谍，就成了既抓不得、又放不得的烫手山芋。卫士长这是在暗示他将此人治死，当做难民偷偷处理掉。’想明白了其中的缘故，他忍不住怒气勃发，拂袖而去。”
孙川讲到这里，随口解释道：“当时的华北地区，军事、政治形式异常复杂。首先，距离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只剩不到九个月的时间。此时的日军图谋华北甚急，各种小动作接连不断。
其次，国民政府蒋介石一方面忍辱求安，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缓解与日方的各种冲突，打消日军向华北渗透的企图；另一方面，又对军阀倾向日渐严重的宋哲元不满，不断向华北增派军政人员，希望借防备日军之名，达到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
而此时的昔日抗日英豪宋哲元，也早已随着权势地位的提高，变得面目全非。当年一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曾把二十九军的抗日美名传遍华夏大地。但彼时的殊死抗争，是因为没有地盘；一朝当上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立刻变身为对日和谈的积极实践者。力图达到在日方和民国中央政府的夹缝中左右逢源的目的。
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大背景下，春风先生将自己的发现通报给政府和军队，并期望他们能查清日本疯间谍事件，显然是缘木求鱼。尽管作为民国名医，他也拥有一些所谓的‘上层关系’。但听说涉及到日本人，那些关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结果，他的种种努力不但没起到丝毫效果，反而引起了秘密组织‘力行社’的注意。一九三六年时‘力行社’的负责人，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军统特工王’戴笠。
戴笠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件事，是因为‘力行社’安插在河北省的耳目，呈送的一份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月初，河北沧州一户民宅遭夜贼入室行窃。三名夜贼无故二死一疯，死者未见显著伤痕。疯者呓语中偶有发音似日本语，故被送交当地驻军，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处。这个疯者就是织田竹治郎。
这件事当时并未引起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重视，直到十月中旬，再次有两名夜贼，死在那户民宅的祠堂外。两人尽管皆作中国人打扮，但其中一人身藏的家人合照，显示其实为日本军人。吉星文这才觉得蹊跷，派人把疯者和尸体送交军长宋哲元处。
那户两次被日本人光顾的人家，其祖上为乾隆年间青帮‘文’字辈祖师，后人虽早已不在帮，但祠堂中还供有祖先的两件遗物：一支洞箫和一块青帮早年的令牌。
当地的‘力行社’耳目将此事上报，戴笠接报后产生了误判，他想起日本关东军，曾组织东三省的青帮头目赴日访问，宣传所谓‘日满提携’。于是判断日本人此次，是想利用青帮祖师遗物，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既然日本人的目的，是那两件青帮祖师遗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釜底抽薪，让他们找不到东西在哪儿就是了。
戴笠将此事交给了当时名义上的青帮总龙头杜月笙，让其自行处理。可杜月笙那时正忙于扩大‘恒社’在上海滩的势力，对此事不甚重视。但碍于戴笠的面子，便派了四名‘觉’字辈弟子到沧州，护送祖师遗物前往上海。
这四名青帮弟子和祖师遗物最终未能到达上海。其中两名弟子死在河北沧州，另一名死在山东德州，最后一名死在安徽合肥。事后查明，与他们同时死亡的还有六名日本间谍。
‘力行社’关于这些事件的线索不多，唯一的活口就是疯了的织田竹治郎。但这个活口已疯到精神彻底崩溃，所以有等于没有。既然这样，不如装作不知道，就让宋哲元自己去处理这个烂尾巴最好。
谁知宋哲元竟把这疯子送去就医，而春风先生居然真的掏出了点情报。疯子的真实身份一搞清，不但宋哲元生怕沾边，连戴笠都觉得很麻烦。于是戴笠给‘力行社’在天津的人员下令：‘对春风先生和那个日本疯间谍，不得接触、严密监控、随时汇报行踪。’
其实对春风先生来说，当时最安全的选择，就是按宋哲元卫士长的话去做。然后装作甚么事都没发生过，蒙头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但从他日后的遭遇来看，显然是他内心对家国的关切战胜了怯懦。
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给你太奶奶留下了一封信后，春风先生带同那名日本疯间谍，启程前往河北沧州。忽然作出这样的决定，想必是他又从那个日本疯间谍口中，挖出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