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对方说：“你有没有想过，死守着陈旧的清规戒律实际上对佛教不好。”苗烧水说：“想让一个东西流传下去，就得有所坚持，如果动不动就变的连自己都不认识了自己了，这东西也没办法延续下去了。”对方说：“我觉得你还是说的有些严重了，根据时代不同有所调整是必要的，一味守旧会让佛教进入死胡同。”苗烧水说：“变革有良性的变革，也有恶性的变革。”
对方说：“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什么良性的变革？什么又是恶性的变革？”苗烧水说：“作为日本人，不清楚这个不奇怪，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崛起一直跟变革有关。大化改新、明治维新，都是变革，也许在日本的历史里，从来没有什么变革是恶性的，中国就不一样了。”对方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苗烧水说：“在中国的历史上靠变革活的亲生的次数不多，在春秋的时候，管仲推动变革，振兴了齐国。李悝、吴起的变革振兴了魏国，商鞅变法振兴了秦国，以及本朝的变革，使得我国获得了新生。”对方说：“良性的变革这么多，你觉得这还少。”苗烧水说：“管仲死后，齐桓公失去了股肱之臣，结果死于奸人之手，死后诸子忙于争位，他自己被活活饿死，尸体腐烂生蛆也无人打理。吴起这个人聪明绝顶，最后下场并不好，商鞅最后被车裂。本朝的变革成功了，但也有一些因为变革中的一些失误买单，从而下场不是特别好。”对方听了，说：“贵国的历史好复杂。”
苗烧水说：“汉朝的时候有个人叫王莽，这位仁兄登基之后，把自己的国号叫做新，颁布新法，推动变革，结果王莽身死国灭。宋朝的时候，神宗皇帝不满积贫积弱的局面，任用王安石推动变法，结果王安石遭到了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为了推动变革，他从底层提拔了许多官员。许多没有操守的人，为了赢得官位加入了变法的队伍。本来士大夫们就用尽一切手段抹黑变法，加上这些利用变法爬上来的人趁机攫取民财，弄得民怨沸腾。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增加朝廷的收入做了贡献，还是不能平息社会对他的愤怒。后来宋朝的灭亡，跟借助王安石变法上来的人密切相关。蔡京就曾是推动新法的骨干，后来是出了名的奸臣。”对方听的目瞪口呆，苗烧水说：“明朝的时候，张居正看到明朝官服的办事效率底下，而且贪腐之弊越来越严重，军备上也极为松弛。在他掌握权力之后，推动变革，出台了许多措施，使得明朝的局势大为改观。可惜，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将张居正颁布的政策一律推到，张居正的家人被控制起来，一家老少自尽的自尽，饿死的饿死。万历皇帝想从张居正的家中搞点钱出来，结果大失所望、恼羞成怒，疯狂的报复张居正的家人。”对方说：“接下来是不是要说大清的百日维新了。”苗烧水说：“你怎么看百日维新？”对方说：“一百天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百日维新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苗烧水说：“过去读中学历史教科书，康梁被描述成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康有为当时被称作是康圣人，这跟当年王安石有一拼。且不说王安石的变法有没有合理性，只说他当时吹捧为孔子，他的得意门生吕惠卿被称吹捧为颜回。可就是这被吹捧为颜回的人，为了宰相之位，他穷尽陷害之能事，实在是太讽刺了。即便是康有为成功的推动并主导了一场变革，他就可以与孔子比肩吗？他编造史料、胡乱注解，试图用这种方法证明孔子一向是个主张变革的人。当时大清也许缺少熟悉洋务的人，可对寻章摘句精通的人那可就太多了，他们一眼就看出来那是康有为在胡编乱造。他组织参加会试的举子一起上书皇帝，倡议变法图存。这是个非常轰动的时间，然后组织保国会、强学会，许多在职的官员都加入进来，甚至李鸿章都想加入。可是他被拒之门外，他们把甲午之败的责任归咎于李鸿章，历史教科书也罢李鸿章写的十分不堪，把李鸿章说成是误国庸臣。这对李鸿章来说是极为不公正的，李鸿章的个人悲剧还不算什么，关键是主导保国会、强学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甲午失败的真正原因，这些人对甲午失败的认识与那些只会空谈的清流们别无二致。这样一群不明真相的无知书生怎么可能担当起变法图存的大大任，当时的光绪皇帝当时血气方刚，按说正是有所作为的年纪。可这个人有严重的问题，此人对从小受到的儒家传统教育，他的老师翁同龢是个非常守旧的儒生。在他看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都在孔子的著作里，光绪这个人为了显示自己是个懂军事的人，他经常读一本书，叫做《圣武记》，说的是康熙皇帝军旅生涯。皇帝的见识就停留在清流的水平，对西学一概不知。凡是记得利益者都希望稳定，害怕发生变革。凡是出于被压迫地位的人都希望发生变革，想从变革中改变自己的处境。慈禧太后已经掌握着所有的权力，当然不希望发生变革，从而让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光绪则不同，他希望借助变革来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光绪为了推动新法的确撤换了一批官员，颁布了《定国是诏》，当你读了这封诏书，你就知道这事没法干。如果曾经研究过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变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一次性的推出全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