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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男生宿舍楼阳台正对着女生宿舍。一到傍晚，那些会弹吉他的哥们就会抱了琴，搬了凳子，坐在阳台上，摆足了西部牛仔的架势，对着女生宿舍歌以咏志，哥来抒情。期待着对面某个女生在满天晚霞的浪漫情景中芳心暗许。我和猛子不在其中。我们手中的电家伙如果接上音箱，只会凶猛咆哮，将这诗情画意击个粉碎。我们只有躲在音乐协会的排练室里将琴操得铿锵怪叫。我们也想过去阳台上浪漫一把，但那本秘籍没教这些。
半年以后，我和猛子神功小成时，和老马组了我们人生第一支乐队。我们还拉了一个整天发呆，天生颓废得像个活得不耐烦老头的贝斯手，叫佘健，他总是说一辈子活到四十岁就够了，剩下就没意思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快四十了，不知道他活够了没有。
我们开始写歌，开始排练，我们尝试用我们从磁带中体会的手法，从秘籍上学会的技巧表达自己的情感。有天，器乐组的漂亮师姐和她的乐队来看我们排练，我们兴高采烈地炫了一首得意之作。完了，余音绕梁，看看他们几位，却个个目瞪口呆。良久，师姐回过神来，大叫：“天啦，你们在玩什么？”吉他师哥也在喊：“你们玩的是音乐吗？吵死了，全是噪音！”另外一位师兄还赶紧狐疑地检查设备，看是不是被我们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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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取消了用排练房的资格。理由是不知所谓，浪费资源！这等于断了我们的路。因为排练房里那些扩音设备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没办法，磨呗。于是我们哥几个每天在学校里追截围堵漂亮师姐，一堵着就摆出雾都孤儿都不如的可怜样苦苦哀求，女人毕竟心软，也熬不过我们的纠缠，终于答应我们继续用排练室，不过有个条件，我们要为学校的舞会伴奏，这样她才能给别的协会成员一个交代。我们哪还管那么多啊，一迭声地答应了。说只要让我们玩，给您老人家捏腿捶背都行。美女师姐笑了：“现在装可怜？玩的时候怎么那么狠，你们就不能玩点柔和点的”。我们立马检讨:“一时走火入魔，改正，改正！”师姐从鼻子里好听地哼了一声：“别骗我了，你们玩的是摇滚，就那德性。”她转了转眼珠子，说：“其实我也听摇滚，挺来劲的，你们有什么好的磁带也给我听听吧。”
老马喜出望外，卑躬屈膝地高呼一声：“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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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学的舞会就是跳交谊舞。没有专门的舞厅，每次举办舞会，把礼堂的椅子搬到一边，腾块空地来，在一边支上音响乐器，头顶再吊个转的彩光球，这就可以开跳了。那时学校也没什么娱乐活动，跳舞是唯一被官方默许的男女身体接触行为，所以也成为校园里举办最频繁的活动。对于修炼过秘籍的我们，伴奏舞曲是轻而易举，就像武林高手练过易髓经后玩入门的罗汉拳。唯一的是必须随时压制自己心中的小魔鬼，不让它溜出来发狠，让你不自觉的在琴上哐嘡几下。
一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玩几次就都厌了。简单枯燥的循环，机械的节奏，重复的曲目，一遍一遍，就是个挥锄扛包的体力活。我们越来越无聊，就换着玩，你弹我的吉他，我打你的鼓，找点乐子。有次，我替老马打鼓，老马干脆跑去后台和一个女孩**了。正无精打采地捶着，上来一对男女，那男的说：“我说你打的是四步，她非说你打的是三步。你说呢？”我气急败坏地说：“我打的是伦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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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一边在舞会上敷衍了事，一边继续排我们那吵死人的摇滚。后来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师姐为我们争取了一次表演机会。那是我们第一次登台演出自己的作品。但我们在台上总共只待了半分钟。我和猛子的吉他没响几声，音响就被切断了。一个电工模样的人匆匆跑了上来，说：“你们的琴坏了，全是杂音，不能演了。”我们跟他解释，只是电吉他经过效果器发出的声音，吉他没坏。他死活不听，说要为公共财产负责，不能让我们演。
我们的第一次演出就这样被无知扼杀了。那晚我们在校外的小摊上喝了很多酒，都喝得酩酊大醉，骂了很多娘，也哭了。
我们艰难地争取了一些演出机会。也学乖了，每次演出都会提前去现场找调音师沟通，告诉他们吉他没坏，就这个声。因为独立特行，我们也有了很多支持者，但他们大多是敬仰我们的精神而不是喜欢我们的音乐。当时满大街都在流行校园民谣，清风细雨，娓娓动人。摇滚本来就很小众，一般人对摇滚的理解就是粗脖子高喊，好一点的停留在《一无所有》，《无地自容》，有的甚至认为《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西北风就是摇滚。而我们玩的是更凶猛喧闹的重金属，那更加知音难觅了。我们后来还经常在演出后为生不逢时喝醉，但再也没谁哭过了。
于烟问我：“后来呢？后来乐队怎样了？”我说：“毕业了，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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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经过几个月的旅程吧，于烟显得很疲惫。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很少说话。她抱着枕头，窝在沙发上，安静地听我啰啰嗦嗦，断断续续的讲。看我接不上话或者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