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学家，他们为学方法的不同如果仅从道德修养上看，确实如黄宗羲在《学案》中所指出的，只是反映了双方在性情与道德实践上的差别，正所谓“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但是朱陆做为哲学家，他们理论所阐发的伦理法则背后，有着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深刻差别，他们所主张的修养方法是与其本体观，即对于宇宙的本质的思考紧紧相联系。
朱熹以读书（道学问）为总枢纽，陆九渊以义利之辨（尊德性）为总枢纽，朱陆言“理”，同以封建伦理为核心，他们的哲学思想、思维逻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朱熹以理为本，意在寻找万物之后决定万物的终极本质。他首先着眼的是自然，意在从自然规律中归结出“所以然”的本体，并把“所以然”推到“所当然”，把“形而上”的当然之理当作人生活动、道德意识的根源。这样，朱熹实际上是以“物”为认识对象，做出知性的概括，归纳为“理”。故此他重视语言的表达与传授，逻辑的概括与抽象。在方法上则崇尚读书、斟酌文字，要人以读书为穷理的主要方法。
与朱熹相对，陆九渊是把“义利之辨”的价值转换放在首位，而把读书放在次要位置的。陆九渊从他所处的时代中政治的**，思考到科举的弊病，以为当务之急是救治人心，转变人的立场。他认为多懂得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思想，因为知识的背面，有决定人知识方向的东西，这就是“志”，即为人的根本，做事的动机。
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直觉。他以直觉为本体，而认为这种本体虽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强调尊德性，而又要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来作为德性的补充。如果说朱熹的知性之“理”论证了封建伦理的根源性、普遍性，那么陆九渊的理性直觉则在于把带有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变为个人的内在体验，这即是他“心即理”的内在逻辑。
朱陆是理学家，又是哲学家，确立理学伦理本体的价值原则是他们的目标，而对于“理”的哲学建构，本体思考，只是他们建构理学的思维手段。
对于理学主旨他们是明确的，而对于各自的思维逻辑、哲学背景却只能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中。因此在辩论中他们不可能将为学方法上升到哲学观点上去加以自觉的认识，也不可能从逻辑上对于自己的哲学思想给予圆满的说明。这就是无极太极之辩没有从理论上焕发光彩的原因。
尽管如此，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却不能不尽力去发现他们争论的理论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理学发展以及心学产生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