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或许可以轻松察觉不息不止的量变，却常忽略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临界点。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政治中包含量变引起质变之时，各方势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骤然推向前台。
南京中央政府、延安****、国内各军阀、苏联、日本昭和军阀、甚至英美都在谨慎而又顽强、坚定而又游移的探索自己的正确位置。
各方势力紧急磋商，商讨应对之策，以图最大之利益。14日，被西安兵谏震惊的国内各阶层做出反应，舆论一边倒的对张、杨兵谏予以谴责，就连一直左倾亲共被******称为“只有你们把我们**当人看”，国民党斥之为“新华社的应声虫”的民间媒体《大公报》都急了，在西安兵谏发生后连发社论指责张、杨。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率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构想，他公开要求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向蒋介石请罪，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要求中央政府克制，不要轻启战端。
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致电指责道：“..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枝梢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战，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苏共《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社论，指责道：“..张、杨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倡抗日旗帜，实际则为助使中国分裂..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
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道：“须知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希冀西安兵谏能和平解决..”
随后，除日本默不作声保持沉默外，美英，****，国内各军阀纷纷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兵谏。
各方势力的表态令西安事变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接下来，事情就开始走向反面，武汉各界举行大型示威**，要求中央武力讨伐张杨，武汉警备司令部下令全城戒严，俞济时、丁炳权领衔湖北二十八名将领通电，要求迅速组建讨逆军，湖北军队枕戈待旦，随时听从中央指令；武汉十万民众举行示威**，要求立刻讨伐西安。武汉蓝衣社发表声明组建救国讨逆赴难团，自费前往陕西前线，一时应者如云，以致武汉火车站严重阻塞。
一时间国民党内武力征伐张、杨的说法喧嚣尘上。
陈科虽不知张、杨通电比历史晚了两天（实际历史就是14日，教科书误导人），但张、杨的通电却令陈科悬着的心平安落地，历史虽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总体还没脱离陈科前世的范畴。
15日，陈科以费县保安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发布《给西安军界的******》，全文如下：“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纔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
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
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纔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
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