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寮房念佛三日，愿他得生安养、自在莲邦。
去扬州迎接鉴真大和尚法像归国，法忍没去，是我和演林一块去的。晚上就住在扬州观音山。见到了月波和能贤。月波在大明寺，唱练还很好，能贤老了，腿有点跛。当时宗教政策刚处于恢复初期，能贤就在寺内扫扫地，打打杂活儿。后来，能贤以方丈身份接待日本僧人松本孝真长老一行的。
当时，赵朴初会长也去了的，在宾馆为日本僧人送行。国内对佛教对外交往的礼仪方面还不真正了解，请日本僧人入席时，都是在家人陪客的。日本僧人说：主人未到，不敢入座。后来，只得用轿车又把能贤带过来，入席陪客送客。
日本僧人席间说起当时唐朝高僧鉴真七次冒死航海去日本弘法，送了好多佛经、典籍等物，却只字未提说是什么人送的，赞扬中国人人品高，气量大，了不起，连连竖大拇指。
在这一年12月，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举行了第一届开学典礼即印光大师生西四十周年纪念****，我到会参加了的。
十二、通如老和尚示疾和圆寂
通如原来是昆城市城里师林寺的方丈，“文革”后也下放到东台故乡去的。81年初，落实宗教政策也回来了，他是“文革”后第三个回寺的——我是第一个，演林是第二个。
我跑到城里庵弄了张床——就是我现在睡的这张床。通如是方丈，回来后我还是对他很尊重的。后来不久，他得了病，一查，是胃癌，到昆城中医院开刀。那时生大病开刀，要向上面的领导反映，由佛教协会负责，当时是安上法师主管佛教协会的工作，有事找他，由他帮助出点子，想办法。
通如老和尚有个侄子叫杨真鉴，原来是在通如小庙里管香火的，便要求找过来服侍他，我也候在老和尚左右侍应。上海玉佛寺的真禅法师，护过通如老和尚的法，真禅是通如的法子。当时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上海的真禅法师。真禅让我去昆城火车站接他的，我向真禅汇报了通如老和尚的病况，带他到中医院去看望了病中的通如和尚，二人相见后涕泪俱下，在场的很多人也都被感动得流泪了。真禅是在寒石寺住了一夜，后来走的。
开过刀出院后，回到寒石寺，通如老和尚就睡在藏经楼下面，南边的寮房里，就睡在我现在睡的这张老床。回来后，只能吃点稀饭米汤，都要人小心地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他嫌侄子杨真鉴喂得不好，要我喂。大概在1984年春天，就往生了，从开刀到圆寂就两个多月，世寿81岁。在灵岩山茶毗的。
当时宗教处的领导过来关心安排后事的，没有举行什么大的仪式。我请一个叫黄梅清的人，帮他净了身，坐的木龛子，请在家人抬到灵岩山上去的。请谁去主法呢？当时西园有个叫雪相的法师，是圆瑛老法师的法子，和明旸法师同辈份，生得庄严，能说法。但俗缘不太好，有点怪，我去请他主法，他心情也不太好。到灵岩山去，请他坐轿子上山说法，他却硬是自己一步步走上去。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应该供养顶礼他才对。大家把通如老和尚的灵躯抬上灵岩山化生窑，请山上的法师们供佛回向，就举火化了，当时可能还出了点钱供僧的。
后来，真禅得知通如老和尚圆寂的事，特地写信过来感谢我，聊表愧疚感恩之意。
当时没有谁交待让我负责，是我自己主动发心的，闷着头一个人自己负责搞的，安上法师他们在想谁继位的问题。我也不关心这事，反正抱着一个把通如老和尚的后事处理圆满好了才罢休。在以前，安上法师经常批评通如，通如也常提醒我要多注意聆听前辈的开示。
通如是81年回寒石寺做方丈的，他圆寂之后主要的寺务就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我要早晚撞钟，写毛笔字，当时又没有像样的斋堂，只能一天三顿煮些粥吃。忙完了通如老和尚的后事，人的精神、身体都垮下来了。
十三、僧才匮乏，好在有有为法师和杨芳居士帮我撑住
84年接任寒石寺方丈，我人已瘦得不像样子了。升座时，主要有管宗教的于部长和有关长老参加的，同时进行佛像大开光。不像有为大和尚的升座，他升座时，正值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时候。有为大和尚的升座才正所谓“盛世行盛事，佛灯慧长明”。我那时升座，也没有什么人来寺院送贺礼给我。升座后几天于部长送我到昆城第二人民医院去住院治疗，那儿以前地方很小，现在大了。我主要症状是肠粘不通，不消化，是姓顾的女医生主治的。药力很大，吊针挂下去浑身疼。住院住了好长时间。
在医院养病时，我念及寺中历代祖师老和尚孤魂灵众等也处在热恼众苦煎逼之中，就请一位开堂师来领众主法，念了一天经，设放了一堂瑜伽焰口。我在人民医院病床上念佛回向。
听安上法师说，“糟了，现在没有人，星空死了怎么办呢？”当时灵岩山佛学院已恢复四年了，是1984年。第一批有普法师、弘法法师他们的。后来从灵岩山来了三个小和尚，叫演一、演性和慧刚。有个叫演一的一周都没呆得下去就逃单了。慧刚在这儿小调皮，用斋还要开小灶烧电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