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誓不收徒”论
顺治年间，官度并没有能够因此而有效地限制滥度、保障僧众整体素质的积极作用。究其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在于不能够积极推行试经度僧制度，并严格地实施对私度的控制和惩戒。相反，顺治皇帝本人还因尊崇佛教，“遂仰尊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使官度只是流于形式，失去了限制私度、护僧的真正意义。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一——礼部，记载“清乾隆十九年（中略）或致滋扰，有名无实，此综理日久所悉，正不必袭复古辟异之迹也。著停止。”著停止，是指停止颁给度牒，取消考试之义。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清朝政府最终正式废除了包括试经在内的所有官方给牒制度，完全放弃了对剃度出家的行政管理措施。从而使已很衰弱的僧团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僧众整体素质亦愈趋愈下，几乎“一败涂地”“污滥已极”。
因此，印光法师提出，佛教之衰落表面上虽从清朝中叶开始，而其肇端实在于清初顺治皇帝废除试僧制度开始。而在失去国家典制保护以后，僧众整体素质的急剧下降，才是近代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故云：
今之佛法，一败涂地者，以清世祖不观时机，仰遵佛制。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夫随意出家，于上士则有大益，于下士则大有损。倘世皆上士，则此法固于法道有益。而上士如麟角，下士如牛毛。益暂得于当时，（清初至乾隆年间，善知识如林，故有益。）祸广覃于后世。致今污滥已极，纵有知识欲一整顿，无从措手。可不哀哉。（《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印祖在《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中说，“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这是真语实语，如佛语所说。这并不是贬低将相而故意褒扬僧伽。要做一个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者，不到破除无明以还归本来面目、见真如本性而行弘法利生事业，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时今的僧人，大多数是鄙陋如朽木的无赖之徒。要找几个悠悠泛泛，散漫持斋念佛的出家人，尚不可多得。更何况能希望其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啊？文曰：
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乃真语实语。非抑将相而扬僧伽也。良以荷佛家业，续佛慧命，非破无明以复本性，****道以利众生者，不能够也。今之为僧者，多皆鄙败无赖之徒。求其悠悠泛泛，持斋念佛者，尚不多得。况能荷家业而续慧命乎。
唐代政府时就正式确立了试僧度牒制度，在客观上保持了对僧众数量及僧团素质的有效控制和维护。印祖认为，佛教在近代迅速衰微，虽与寺产子孙制、经忏佛事、僧素质教育乏力，以及庙产兴学及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滥度和随意出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更为根本、深远。
方伦居士在《永思集续编·由宗仰印光大师谈及老实念佛》一文里为此做了精辟和独到的分析，道出了印祖的良苦用心。文章就一般人对印祖几项看似独特而矛盾的作风剖析道：
一是：他自己出家，而不赞成他人出家，俗人若有向之商量出家事者，必劝其打消此念，这当然是恐其画虎不成，反不如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居士，较为得策。
二是：自己是出家人的出家弟子，然而他出家后，并不收出家的弟子，这当然他对于僧伽的内容，有难言之痛，所谓不足为外人道也。
三是：自己通宗通教，而不大赞成他人研究宗教，凡缁素行人，如有问及宗教上者，惟以老实念佛四字，作为答覆，这当是恐怕问者能力不及，即生不能够成办，并非说宗教之不高深，不足学，所以这一事，也可以说是老婆心切。
从本质上来说，印祖是不提倡人出家的，这有着深刻的时代及社会文化背景，但是作为一名僧人，我觉得印祖更多的是从维护正法久住和广度众生的大愿考虑的。从印祖文钞中，处处透脱出如此悲愿慧光。
一、不收剃度僧
有鉴于清初以来佛教内部滥度等消极现象日益严重，僧团整体素质底下，甚至于影响到僧团的生存立足几乎到了濒临危绝的地步。印光法师为了矫枉过正，严制出家，发誓一生不为人剃度，不劝人出家。
1、故绝不萌住持道场，剃度徒众之念
印祖在与《复卓智立居士书一》中自叙行迹，说自己生性刚直，所以绝对不会萌发住持道场，收徒剃度的念头。近来有信徒拼命要求我印光出家的，我印光就豁出性命拒绝。来求皈依者我当初是拒绝的，现今只好随顺他们了。文曰：
“生性刚直，故绝不萌住持道场，剃度徒众之念。近有拌命欲求光出家者，光则拌命辞。皈依初则拒之，今则只好任之矣。”（《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卷四·复卓智立居士书一》）
2、以故我誓不收徒弟，不劝人出家
印祖在给逢辰居士的回信中，谈及自己出家55年以来，绝对不言及教人出家一句话。并且明确而坚决地表示“我誓不收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