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们提防着，见到他来提着鱼竿，撒腿就跑。一次，麻队长逮到了地主的儿子曹钊钓了好几条大鲫鱼，不但没收了他的鱼竿，还把他钓到的大鲫鱼，一股脑儿倒到他家的茅坑里，归公。
那时候，每户人家的大粪都是归公的。我记得，我父亲一大早下早工回来，忙着先掏一桶大粪放在一旁；再忙着下河担水，往粪缸里加几担粗缸水，一般总是在赶完队上的早工回来的时候。那是队长已经在下工时通知各户社员，要求各户送一担粪样到队上送检，以评判人粪肥的质量等级。
而我父亲，为了讨点便宜，先取好的样粪，再加水冲量，而略施的小计。
曹钊在我患肝炎病恢复之后，成了我病中消闲的伴儿。
那是我母亲把老屋茅草棚河岸边新买的红砖头，下工后赶在夜里，和父亲一担担，披星戴月往我现在的宅基地上搬运完了之后。我母亲讲，在她手上，翻建了四次新房。我都记得的，一次是老河边的茅草房，再次是我现在楼房的后侧，河边。第三次是我个结婚之后，分家了，给我哥哥建的三间瓦房。第四次，是分家后，父母为我新翻建的三间瓦房，那是我儿子大雷记忆中的老宅子了。
以后就是，我现在的楼房了，是分家后我建的，母亲忙里偷闲，在上梁后，从寺院请假回过家，帮助我往新房里上土加高。记得母亲很高兴，说是我邹家的荣光啊，母亲轻装上阵，扬起臂膀，伸展、扑闪着腰肢，挥动着钉耙，干得很卖劲，新土很粘，需要平整。母亲在楼下堂屋天井处，不时地往手巴掌唾唾沫，润泽手掌。
我患肝炎病时的房子，算是父母主建的第二代房子了；以后还在老屋的东侧增加过三间桶墙的房子，那个不算新翻建了，只是住了几年。
我患肝炎病，是在父母主建的第二次住房上。那是1989年的事情。
我康复期间，去田间散步；也经常去田间，看母亲干活，和母亲谈心。我的母亲现在，她的火花后的几大把尸骨已经埋在我祖父母东侧的桑园地，我给祖上立了石碑。和父亲商量过，父亲还健在，他的名字也上了碑，人名上的红色。
更多的时候，是去原来的大地主蔡喜家，和他的的二儿子曹钊下棋。那时候，大地主蔡喜已经平反昭雪了，记得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了，感谢党的英明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老人家能在有生之年，有口扬眉吐气的，伸张正义的机会，也是难得的。他是感恩的，无疑。他把这个归集为命运。
“一户人家穷不过三代”，是民间的谚语，可是也是真理。这个是，近年来，我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来和我谈谈，是我从他的讲话精神中得出的结论。对于社会的不公和命运的捉弄，他没有怨恨，我想这是一位晚清秀才，中国的儒家思想熏陶下的知识分子的难能可贵之处。老人家晚年信佛，并且后悔刚刚平反之后，没有去寺院做和尚，老人家有一手好的毛笔字，我前些年，也经常去请老人家写春联。
后来，我还知道蔡喜还有个在战争之中走失的妹妹，在香港。有海外关系了，海协会的人还专门上门来了解情况。由政府出面，村上的主任牵头，帮助他的老大不小的大儿子，找了个不错的媳妇。现在，蔡喜已经魂归故土三年，满坟了。他的长房重孙前些日子还来我家玩了，小孩才过周岁，由妈妈带着，出脚就到庄上有小孩的人家玩，孩子和孩子玩好消闲。我家大哥的孙女我大嫂带着，两个小孩互相逗乐。
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古书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仁义礼智信”，“视金钱，如粪土”等等这些文字语句，是他的口头语。老人在我童年的好时候，印象中，看到他经常出现在比我家还矮小的三间南北向的茅草屋边，泥巴墙。一个老人，弓着腰，瘦长脸，酱色，飘着几根山羊胡子。浑浊的三角眼，凸出的下巴，好像有诉不尽的冤情。我能感觉到他处于极度的高压和困窘之中。记得他的右臂上总是缠着个灰白色的袖套，上面有黑色的文字，看不清。后来上学了，我才知道那上面是文字，是“打倒地主阶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文字；在不识字之前，我觉得那上面好像是排细细的鸟屎什么的，因为那袖套好几年没有洗了。老人家只是像猫子似的，飘我一眼，就又很幽怨地坑下头去，在我的记忆中定格着。
在我肝炎病恢复期，我去和曹钊下棋。当初，这下棋还是曹钊教会给我的。曹钊是木工雕花匠，在家里给人家做手工活。
曹钊是蔡喜老爹的二儿子，闲暇的时候，听曹钊的母亲，也就是蔡喜老爹的老伴儿讲我们这块地的历史掌故。
说那时这方圆几十里地，就几户人家。就种一个叫四方爹的大地主的地，这块地盘都是他的，每到收熟之时，地主要派人来“抽行”，就是在一块田地里抽一行作为样本，以估算出一块地的粮食产量，再定交田租的份数和斤两。这个就事在人为了。所以要把抽行的管事招待好，都是由佃户上门去请，用小木车推过来的。
以后，大地主四方爹混不下去了，逃走了。在逃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