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上单挑着锯子把。回过头掂嘱我，“二小在家里现在没有交易，把家里的香烟找出来，好多都霉了。拿过去卖，到大队宝塔桥下公路边去。”父亲不怎么抽烟，那时去人家门户上去修修补补什么的，一般人家管日工，都给一包香烟的。我记得我家里抽屉里找出来最多的是“大丰收”“飞马”一类牌子的香烟，有的是已经发霉了，香烟头的香烟末上已经长出了一层雾状的白色的毛毛，但是还是有着香烟特别的香草气味。父亲烟瘾不大，基本不抽。父亲说，“一包一块，你卖五毛一包好了。回来也好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
我收了一小皮包，是父亲去人家赶工装墨斗、凿子什么的用的黑色皮包。但是已经是个瓜皮包了。拉链也掉了牙，没有了扣。我装了大半包，有二十几包香烟。我捡了张旧报纸，蹲在宝塔桥的下坡，对面就是大队的小店，那时全大队就两三处小店。一会儿，就有过路的大叔来张罗，打听，这孩子蹲在这里干嘛？我说卖香烟的，是我父亲从人家门户上带回家的，拿出来卖了。我父亲是老木匠，一个大队的，有人认识我的父亲。木匠也是吃百家饭的，人家见了都唤着“周师傅”。
有人出四毛钱一包，不给我五毛钱，我向他瞪瞪眼；这叫杀价。大丰收的香烟也罢，可是飞马要的贵点，他也要杀价。杀得我心疼，我愣着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从对面小店里出来的一位卷着裤腿，夹着大铁锹的毛胡子黑脸，转眼一包包，拿走我五包，只是扔下了一块钱，就转身走了。唉，被软坑了。香烟一会就卖完了。
晚上父亲回来问我，我只是买了几块钱，如数交账了。父亲先惊讶，然后，皱皱眉毛，心疼呢，走开了。有几包香烟还是前几天人家刚给的，又能说什么好。父亲责怪我，心不狠，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十年代，对于木匠这个行当，人们已经改变了一些看法，认为是“斧子一敲，肉饭一搭”，是有嘴福的一份活计，还有工钱。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当初的工钱是一块的，以后涨到三四五块钱一个日工。以后就经常听到我父亲的抱怨，这份抱怨，是在大年三十全家老小等着父亲收工钱，拖到很晚才回来吃年夜饭的饭桌上。父亲说，有的人家连一块钱的工钱还没有结，现在都涨到四块了。又能怎么说啊？本乡本土的，乡里乡亲。父亲说的人家之中，有一家是我的远房表叔，老实巴交的人，孩子也多，全家就靠做豆腐、养猪生活。日子过得比较拮据，表叔有老胃病，得胃癌过世的。我老是记得他在大年夜挎着个竹篮子，憨厚地笑，酱色的脸上，露出白白的牙齿。说是送几大块老豆腐给我家过年。他母亲是我姑奶奶，是老养娘家。
那时已经分田到户单干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跟着母亲下地干农活。记得我母亲和妹妹总是让我在家里烧火做饭，这个算是对我的爱护和照顾。我知道我干什么也比不上我的妹妹，可是我的妹妹每当我问心有愧，再也忍不住，在做好饭后，去田地里帮助除草，治虫，或者挑粪，拖桑叶，什么的力气活的时候，她们总是抢着来，不让我插手。这让我这个半拉子无用的知识分子感到很无奈和惭愧。而对于自己的前程也是头重脚轻，不去多想。我想阿Q才是我的可敬可佩的前辈。因为一切无助的时候，不妨不去想，或者自我麻醉，也是一种高明的超脱。
我家老小八口人，父母，弟兄姐妹四个，还有爷爷奶奶。父亲是木工，是小生产者，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算劳动力的。就我母亲一个人参加队里的劳动，算一个劳动力，有工分的。由于常年家庭负担过重，我母亲又长期积劳成疾，加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第二次结扎之后，落下了一身病。心急所迫，重压所煎，曾经几度精神失常。
生活是艰苦的。就拿养蚕来说，养蚕可以说是我们老家的经济支柱产业，我们镇是全国蚕桑养殖示范基地，茧丝绸公司是镇上的经济一条龙产业。围绕着养蚕，而有的桑园、养蚕、蚕茧收购、缫丝厂、丝绸厂，带动着全镇的经济发展。养蚕自然成了农民最主要的家庭经济收入。
一个人家一般养两三张蚕子，可以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但是，看着辛苦而来的收入，其间的辛勤劳动非不躬身亲历者所能感知的。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苦。谁言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歌所表述的劳动者的艰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养蚕也是如此啊。
栽桑、嫁接、修剪，施肥、治虫、除草，搭架子、蚕室用具消毒，育蚕、加温，采桑叶、喂蚕，清蚕，大眠上山，摘茧，出售。我是经历了从蚕到蚕茧的劳动过程，其间的艰辛，只能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在是让人轻描淡写不起啊。熬时间，卖苦力，还要赶时间。蚕上山的时候，都是几夜来不及合眼、吃饭的，打个盹的功夫，蚕就可能会错过了入笼吐丝的时间，只能是前功尽弃了。摘茧也是要打冲锋，夜以继日地争分夺秒，把好火候。早了蚕没有化蛹，晚了多耗了水分，直接影响到蚕茧的售价、家庭的收入。几亩地的桑园，数千斤的桑叶，就这么被蚕食掉了。可见“蚕食”的威力。蚕食消毒的那个药水，味道刺激的很，直